北京十三中（第2/2页）

三

初中三年无比漫长，而考试有如一扇扇门，阻挡任何通向永恒的可能。我最恨考试，在我看来，那是人类最险恶的阴谋之一，让孩子过早体验人生之苦。

我在小学算术就差，上了中学数学课，才知此生苦海无边：除了切割整数，正负颠倒，进而用乘方开方肢解世界，非把人逼疯不可。我完全迷失在数学的世界中。如果说期末考试是最后审判，测验摸底就如同过堂大刑伺候。不过各有各的求生之道，期末考试前一天我连看两场电影，在黑暗中忘却一切。大概由于心理放松，考试成绩还马马虎虎过得去。

除了数学，再就是俄文难。中苏反目成仇，大多数中学照样学俄文。首先难的是卷舌音，好在北方车把式的吆喝中也有，于是先学赶车再学俄文。在小纸条正反面分别写上中俄文单词，一大早到后海死记硬背。有的用谐音一辈子都忘不了：“星期六”（суббота）——“书包大”，“星期天”（воскресенье）——“袜子搁在鞋里面”，“回家”（домой）——“打毛衣”。到“文革”下一拨改学英文，没正经上课，用谐音只记住一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狼来了前面跑！”

作文课也越来越失去了吸引力，政治开始进入写作。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下，不仅要做好事，还得学雷锋叔叔那样写日记。

那天下午，我埋伏在厂桥路口，德内大街由此往北是三四百米的大陡坡。一辆满载货物的平板三轮车上坡，光着脊背的师傅奋力蹬车，我冲过去，从后面弓步助推，亦步亦趋，师傅往后瞥了一眼，点点头。我一直帮他推上坡顶。正赶上旁边是家小饭馆，我请师傅等等，冲进饭馆，用两毛钱买了四个火烧，塞进他手里，弄得人家瞠目结舌。

回家我把这段经历先写成日记，再抄在作文本上，第二天交给老师。语文课上，老师让我当着全班朗读。起初我还有点儿得意，越读越羞愧，竟到了无地自容的地步，比做坏事被当场抓获还糟。此后，我再没写过日记。

四

初二下学期进入尾声，期末考试在即。教师食堂开小灶，而学生食堂大锅熬，好在学生食堂每周三换花样，总算有点儿盼头。一个周三中午，学生食堂供应菜包子外加蛋花汤，同学们排着队，喜气洋洋的。

我端着菜包子和蛋花汤回到教室，与同学们边吃边聊。突然在菜包子里咬到异物，吐出一看，竟是只死蟑螂。我拍案而起，在几个同学簇拥下冲向食堂。盛汤的大师傅正要收工，他含糊其辞，说这事得找食堂管理员。我像丹柯一样举着菜包子，率众包围了食堂办公室。

管理员老李白皙，尖嘴猴腮，三角眼，负责食堂管理和采购，整天悠闲地骑车穿过校园，满筐鸡鸭鱼肉，均与学生食堂无关。听完我的慷慨陈词，他说：“我看这么办吧，让大师傅再给你换个菜包子。”

“什么？”我火了，提高嗓门说：“换个包子就行啦？”

“那你说怎么办？”他平静地问。

我一时语塞，愣住，转而理直气壮宣称：“今后要检查卫生，改善伙食，并向全体同学公开道歉！”

“那你怎么证明那是蟑螂，而不是海米呢？”老李反问道。

我转身发动群众：“大家说说，咱们食堂在菜包子里放过海米吗？”“没有！”冲老李大叫大喊：“我向食堂抗议！”“抗议！”群情激愤，跟着我喊口号，一时有点儿失控。

“你还反了？”老李大吼一声，脸色煞白。“赵振开，你一贯调皮捣蛋。我告诉你，你再无理取闹，先取消你入伙资格，我再告到校长办公室，给你记过处分，直到开除。哪个同学跟着他，一样下场！”

这威胁果然奏效，大多数人散去，只剩下我和两三个同班同学。一想到开除和父母的反应，我也含糊了。那两三个同学不见了，只剩下我和老李僵持，怒目相向。上课铃响，我把菜包子狠狠摔在地上，悻悻而去。

我平生头一次聚众造反，以失败告终。我悟出权力本来就是不讲理的——蟑螂就是海米；也悟出要造反，内心必须强大到足以承受任何后果才行。

五

当年在北京中学生里有这么个说法：八中的会，三中的费，四中的近视眼，十三中的军乐队。军乐队是十三中的骄傲。那些铜管乐器都是从辅仁附中继承下来的，坑坑疤疤，特别是大圆号还打着补丁。尽管如此，在北京中学生运动会和各种大型集会上，顶属十三中最神气。

一九六三年暑假，我和一凡都参加了北京中学生的“小八路夏令营”。一凡是班长，走在二班队列前头，我是白丁，加上个头矮小，混在四班队尾。从学校操场出发，走在最前面的是军乐队，阳光在铜管乐器上闪着乌光。突然间鼓号齐鸣，惊天动地。调整队列时，我和一凡交错而过，我们得意地交换了一下眼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