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串联（第2/2页）

老pia随身带着一台基辅135照相机，为我们留下难忘的瞬间。我手上有几张集体合影。取景框切割场景，摒弃喧哗，让动感世界变成模糊影像。而我们表情僵硬，目光呆滞，有点儿像兵马俑，似乎在等待被某一隐秘的声音唤醒。

广州是另一个世界。对我们北方人来说，那热带风情充满异国情调，甚至就是异国——连语言都不通。半路找厕所，人家根本听不懂，急中生智，用笔写下来才行。更甭提街头那些女孩子了，她们风情万种，即使穿绿军装蓝外套，也会露出藕红杏黄的内衣一角。

四

最后一站上海，住国棉十一厂。我八岁曾随母亲来上海看外公，在同伴中难免透着饱经世故的矜持。是夜，我带队去外滩，展示黄浦江的巨轮和十里洋楼，好像那是我们家产业。在令人晕眩的夜景背后，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弄堂上空晾满花花绿绿的衣衫，好像万国旗；公共汽车转弯到站时，售票员探头窗外，大声吆喝，用木板把车帮敲得山响；到处是举小旗的老人，与其说是维持治安，不如说是为了证明自己健在；一天，我们早起排队领火车票，只见在清晨微光中，家家户户在门前刷马桶，如同某种庄重的晨祷仪式。

我到瑞金路上海广慈医院看望二姨。到处贴满大字报，医院仍在正常运转。在护理部找到二姨。她作为护理部主任正忙着为护士排班调配。待消停下来已是中午，她带我到附近一家餐厅吃午饭。

餐厅人很少。二姨特地点了鱼和肉，为我补充营养。我们相对而坐，阳光斜照在餐桌上。我说起一路见闻，二姨听着，偶尔插话问问，目光茫然，却说了些鼓励的官话。那竟是我们最后一面——两年后，她在审查中被迫害致死，家属连尸体都没见到就火化了。

那是个寂静的中午，挂钟在墙上滴答走动。脖上奇痒，我顺手一摸，竟是个虱子。大串联中大家管虱子叫“革命虫”，它们生命力极强，药喷火烤水烫冰冻都没用，坚持跟人一起走遍天涯海角。

我捏住虱子，放在桌下，用指甲“咔”地掐死。二姨显然没注意到，否则大惊小怪，非把我拉回医院彻底消毒不可。那声音微小但清脆，若通过扩音器和高音喇叭放大，必有如一声惊雷。

五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赴北京告状的一千多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员，在上海西北郊三十公里嘉定县安亭站受阻后卧轨，拦截开往北京的十四次特快列车，造成京沪线中断二十多小时。这就是著名的“安亭事件”。

恰好就在第二天，我们持回京车票来到上海站，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候车厅和站台挤得水泄不通，连铁轨上都坐满了人，喧嚣和浑浊的空气如浓雾遮天盖地。

我们从早上等到下午，一筹莫展，断定不可能有任何火车进出。在老pia领导下，我们决定立即行动——“上海站特别纠察队”应运而生。首先由老pia出面，与另一些北京的大中学生协商，纠察队迅速发展成好几十号人；进而开始与上海铁路局造反派组织谈判。

老pia给我布置了任务，即与华东局及上海市委的官员沟通。从大字报上早就知道那些名字，什么陈丕显、曹荻秋。以纠察队的名义，我霸占了调度室一部电话机，先通过查号台得到上海市委总机的号码，转拨到曹荻秋办公室，没人接。我又接通华东局陈丕显办公室，终于有人拿起听筒，自称秘书，我先声夺人，坚持要跟他本人讲话。对方不知道“上海站特别纠察队”的来头，穷于应付。我大发雷霆，让他告诉陈丕显，要这位华东局第一书记对上海站的空前混乱负责。秘书唯唯诺诺，答应转达。

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介入，“安亭事件”的危机过去了。纠察队连夜清理车站，赶走坐在铁轨上的人，并把住每节车厢的门，验票上车。我们嗓子喊哑了，仗人多势众，制伏了某些捣乱分子。第二天上午，开往北京的头班火车终于缓缓启动。我们捷足先登，关上车窗车门，“上海站特别纠察队”结束了为时不到两天的历史使命。

车厢严重超载：每节车厢限额一百零八人，实际上却是三倍多。人们在行李架、椅背和地上坐卧，厕所也挤得满满了，根本无法使用。列车走走停停，有时一停就是几个小时，大家轮流下车找食饮水如厕。往往无预先鸣笛警告，突然启动，车下的人紧追慢赶，从窗口爬进来，而动作慢的则永远被抛在后面。

我的“座位”在椅背上，实在熬不住，就把头卡在两个挂衣钩间睡去，居然借此在梦中保持住平衡。我做了一个回家的梦，又做了一个离家出走的梦。

三天三夜。火车驶进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