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淋淋的夏末（第3/4页）

最后一个比喻把我吓了一跳——当成“小碗儿”？“小碗儿”是什么？后来娄萌告诉我才知道：“小碗儿”是阿环的小外甥。

阿环的上衣穿得很薄，毫不含糊地突出了一对乳房。这在办公室里多少有点别扭。娄萌瞥一眼说：“我们那时候……”

她说什么都要加上“我们那时候”，这几个字后面就是一串唠叨：一个禁欲的时代，那时候真是不通事理，对自己的美远远没有认识，对男性飞来的目光不理不睬，只知道穿朴素的衣服，领导说一不二，老同志拍肩膀握手都没有邪念；首长病了争着去护理，一到了夏天就为乳房发愁，二十多岁了还不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一想到结婚就哭；男女在一个办公室里一天到晚关着门也坦然，对喝酒的人不能理解，以为省长才能用电风扇；以为让男大夫在屁股上打过针一辈子作风也就完了；觉得伺候首长光荣，等等。她只要说“我们那时候”，接下去大家就要听得津津有味。和她一样，我们对“那个时候”也怀着或多或少的向往。那个时候好像一切都没有开垦。马光差不多要急哭了，为自己的迟来晚到惋惜地拍打双膝。真的，他如果在那个时代，就好比一个雄心勃勃、心生百窍的商人到了一个亟待开发的大市场一样：双目炯炯贼亮贼亮，瞄准了，很容易就会做成一笔大生意。那个时代也许真的不错，没有一个人得淋病，也没有一个人敢说反动话，男女授受不亲。那个时代几个世界分得很开：领导与群众，男人与女人，科长与科员，贫下中农与工人阶级。一辆喷着黑烟的拖拉机在山路上盘旋也能引起崇高伟大的感觉；一个姑娘由于穿了裙子，一夜之间就会成为当地名人。卖淫闻所未闻，看电影就是最大享受，一本小说写过三两次接吻，就可以在私下里传阅。外国人像星外来客。就是那么一个时代，淳朴而安宁，贫穷而慰藉，大家的感觉都相当不错。

我正在听娄萌讲“我们那时候”，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个电话对我有多么重要。娄萌抓起电话，马上又交给我。

是梅子。有点不对劲，因为她急急火火。我慌了，冷静下来才明白：小宁病重了，托儿所的老师打电话把她喊去了；她让我直接到医院去，她和小宁从那边先走……

我最害怕医院，有病宁可忍着，实在忍不住了才不得不到那个地方。那儿是一场场痛苦和灾难的大展示。我非常佩服那些穿白衣服的人，佩服他们超人的顽强。在我看来那是一种了不起的素质：每天面对呻吟和痛不欲生。

急诊室里没有梅子他们。我又到挂号处。长长的队伍，从头看到尾。不止一次被人狠狠地斜一眼。没有。在儿童门诊挂号那儿我看得尤其仔细。后来又想起梅子在这个医院里有一个朋友，可能她直接到病房去了。可那儿仍然没有他们的身影。我在几个科室窜了几趟，哪儿都是人山人海，挤不动又钻不透。我浑身上下湿淋淋的，就像从水塘里刚刚爬出来。

我给岳父家打个电话。岳父说梅子他们早就走了，岳母也到医院里去了。

放下电话我才想到呼吸门诊。满屋子咳嗽声、呼噜呼噜的喘息，还有人在大惊小叫，急得哭喊。我知道这个医院最忙的就是呼吸科门诊。这个城市一直笼罩在烟尘里，得呼吸系统疾病的人逐年增多。我望眼欲穿，心急如焚，可就是看不到他们母子俩。我挠着头，细细想接过的电话：自己是否在焦虑中听错了？我想他们也可能是去了妇幼医院或儿童医院。

我马上去妇幼医院。在那儿白白折腾了几十分钟，又奔向儿童医院。三个医院在不同的方向，恰好形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等我远远望见儿童医院时，身上已经没有一处是干的了。

4

在儿童医院门诊那儿，我一眼就看到了梅子披下来的湿漉漉的头发，还有怀里的小宁。他紧闭眼睛，喘息急促，一个听诊器在他胸口那儿触碰着。我垂手站在那里，急急的喘息声竟然没有让梅子回过头来。她整个心思都在孩子身上。

医生收起听诊器说：“肺炎。”

另一个护士从孩子腋下抽出温度表。“三十九度……”

梅子看到了我。她眼角有泪珠在闪动。她没有埋怨，我也没有解释什么。接着就是打针、挂吊瓶。因为所有的病房都满员，就只有在走廊里给小宁安上一个铺子。

一条短短的走廊已经安了大小二十几个铺子，陪床的人都坐一个马扎靠在旁边。宁子太小，护士从手上找不到血管。我第一次看到从头皮那儿将一根细细的针插进去打点滴。一开始他们从其他部位找血管，找不到。一个年轻的护士用一把剃刀把他脑壳那儿剃去了一点毛发。整个过程都让我心里发疼，我不得不把眼睛转到旁边。

孩子发出了声音，他终于醒来了。我的孩子！我的手一直揪得紧紧的，揪着自己的衣服，另一只手握紧了梅子的手，而梅子的一只手却在托着孩子小小的臀部……

护士打上点滴就匆匆离开，告诉：“有情况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动他。”

千万不要动。我最担心的是孩子如果醒来一摇头，那针不是就要把他的脉管划破吗？真不敢想……

我和梅子守在小床边。一切开始有了着落，我和梅子都吐了一口气。梅子说：“我抱着小宁到总院去，想找那个朋友没找到。我看挂号的队伍那么长，怕来不及。挂急诊，急诊那儿也围了一大堆人。我害怕，就抱着他到儿童医院来了。这里还好一点，可也让我等了半个多钟头，我都急哭了……”

这时我才明白电话并没有听错。我发现梅子的脸上有泪痕。我想起了什么，告诉她岳母也到医院里来了——不过她肯定也要奔那个大医院。梅子没说什么。她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想想看吧，她刚才从托儿所到大医院，再到儿童医院，还抱着孩子，这么热的天，挤蹭着人流……

整整四天小宁才出院。这四天里我、梅子和岳母三人轮换在医院里守候。小宁受尽了折磨，因为那个地方太热、太噪、太乱，最后连我们三个人也给累病了。陪床的人没地方睡觉，顶多只能在那儿蜷一会儿。我和梅子不忍心让岳母在这儿，夜间我们俩一块儿在这里熬。本来我们可以轮换休息，可是都不忍心撇下对方。护士一再赶我们走，因为走廊里太挤了，可我们总是走出去再设法溜进来。

通过这一次，我们好像第一次知道这座城市有多少可怜的孩子，知道他们在忍受什么样的折磨。一天到晚，即便是深夜两三点钟，都有急症病儿送进来。本来小宁应该再住几天，可是由于床位太紧张了，走廊里再也加不上床，医生给我们开了些肌肉注射针和药片，就打发了。一场折磨就这样接近了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