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党与我们（第2/9页）

我在操场上看人家大炼钢铁，就问道：你们炼钢铁为什么。在场几百人竟无一人能答上来。后来来了一位饱学之士，告诉我说，大炼钢铁是为了1070。至于什么是1070，他也说不上。也许是一年1070，也许一月1070，也许一天1070，也许一小时1070，都有可能。反正1070是没有错的。我听了这话，禁不住大欢喜。于是我纠集了一帮小孩，拿了家里的火筷子，铁铲子，在沙堆上筑起炉灶。又捡来了破纸杂草，点起熊熊大火。有人来制止，就说我们也是为了1070。别人听了，无不称赞我们干得对。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当然，炼完了钢铁就是挨饿的年头，我可不是说挨饿也幸福。

假如小孙说得对，就是说，大伙在装傻，那就是说，装傻的人里就有我一个。

天钩和胡金镖决战之前，忽然觉得打架不上算。第一，骂道士的不是胡金镖；第二，骂道士也非骂我一个，和他拼命犯不着。但是不打又不行，谁让他是白云观的当家人。所以他觉得胡金镖很可爱：全世界都盼他和胡金镖打架，只有胡金镖不盼。他说：胡兄，真莫如你我联手，把我这些不孝的徒弟、你那些没良心的伙计统统杀光。胡金镖说：道兄快人快语！言毕大笑。吓得小力巴和道童面无人色。但是笑到后来，声音比哭还难听。他说：道兄，说笑归说笑。这场架还得打。要不然全世界都要说我们混账王八蛋。老夫要以性命相搏，道兄小心了。天钩说：如此说来，胡兄请。一请不要紧，胡金镖拉开架子就要打。天钩觉得自己拳脚上优势很大，轻飘飘透着潇洒和他对了一掌，对完感觉很不好。我的妈，这姓胡的好厉害！这不是要打死我吗？

天钩道长后来说，那姓胡的一掌拍过来，就像倒了一面墙，接着十分费力。他和胡金镖又对了一掌，觉得对不过，心里慌得了不得。连忙走九宫八卦往后退，打算混一会儿就说大家平手，和了算啦。可是胡金镖想：原来你就这点成色，合着不是便宜了你？于是一发努力，掌势如痴风暴雨。终于一下打中了天钩的道冠。那玩意是三合板的，不经打，一下碎成木头丝了。天钩跳出圈子，拿过虎头双钩说：胡老儿，我们钩底再决生死！胡金镖就说：道兄，算了吧，你我体己兄弟，我就是赢了一招半式，也不会和别人说去，什么生呀死呀的，也不怕后辈笑话。如此说风凉话，简直该杀。气得天钩抡钩就打。胡金镖连忙取刀在手，与天钩战了几十招，觉得不好打。虎头钩勾勾叉叉，搅到里面乱七八糟，而天钩祖师却不觉得乱，越战越勇。这会儿他想，早知如此，不如刚才少讲几句风凉话。

我们天钩祖师用双钩战胡金镖，占了不少优势。但是局势不容盲目乐观，那胡老头是京师十几家镖局的总镖头，又是以刀成名，必然有厉害之处。他自己也开一家镖局，叫金秤镖局，走镖时老带着一个大天平。遇上贼人劫镖，一刀把贼劈开，总要称称。要是两边差了一两以上，就说自己荒疏了。所以他一面交战，一面就看天钩的中线，恐怕劈歪了。等一切看好，就使出得意的一招——呼的一声如白虹贯日从中劈下。以往中刀之人就觉得从头顶到尾骨一道凉，然后自己就如出水夫蓉，带雨桃花，缓缓开放。可是天钩非泛泛之辈，早防到这招，双手钩往上一架，只见雄钩上有笋头，雌钩上有笋眼，雄雌合体就是一把老虎钳子，那一刀正砍在钳口里。天钩两手一张，钩头上月牙钳住刀身，又成了一把工兵的破坏剪，眼看要把胡老头的成名兵器剪断，叫他没法做人。谁知胡金镖百战之余，应变神速，见天钩胸前空门大露，立刻放了刀，一掌朝他胸前拍来。那一掌合有朱砂掌、黑砂掌、绿砂掌诸般掌力，打在身上先发红，后发黑，再发绿，五脏破裂，七窍出血而死。那天钩不闪不避，挺胸一迎，只听砰的一声。原来天钩老拿这一手锁人兵刃，胸前老大空门哪能不防？他胸口贴肉带一个生铁盖子，有一寸厚，起卧不解。胡金镖拍在上面，自己的手先发红，后发黑，再发绿，还好没有五脏破裂，只是手像气吹一样肿起来。疼得他爹呀妈呀地叫。天钩道人把脸一板，说道：得罪了。就要把胡金镖的刀铰断，谁知铰之不动。原来胡金镖已知天钩有这一手，所以早请人在刀上加钢加铁，弄得比门板还厚。天钩嘿了一声，早运起各种内功，只听嘣的一声响，钩头上的月牙飞迸而去。不但如此，还把笋头扭变型，钩柄扭弯，请了多少铁匠，都说修不好。那刀分毫无损。我们与奸党的这场决战，奸党伤了一只手，我们损了两只钩，就算打平。

我在操场上见人大炼钢铁，只见人来人往，就如没头苍蝇一样。在一片混乱之中，一股浩然正气，冲天而起。假如小孙说得对，那就是一股傻气冲天而起。我立刻投身其中，成为我们的一员。又过了三十年，我也长大成人。像大炼钢铁那样的事，不可能天天都有，所以只好委屈一点，在学校里教教书。学校这种地方只适合我们，奸党绝受不了这样的清苦。所以仁人志士，在所多有，很快结交了一帮人，搞起科研来。弟兄们个个是好样的，其中有学数学的，学材料的，学自动化的，学物理的，学生物的，学畜牧的。我在其中痴长数岁，被尊为大哥，行掌门之权。当然头上还有师长，那就是我的导师。要没有他老人家牵头，我们这个机器动物研究组也搞不起来。

我就出生在我任教的大学里，而且在这里长大。我记得我导师是六六年下半年到校的，在此之前，他是南洋富商之子（是小老婆生的），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拿了博士学位，到香港教书。据他自己说，他在香港加入了革命组织，受到迫害，所以回国工作。不过后来查明他说的革命组织乃是托派。所以文化大革命后期清理阶级队伍时把他整得好惨，满头打的包又大又圆。他到现在也不明白自己加入了什么，为什么挨打。据我考证这是一条规律：挨打的永远不知为何挨打，打人的永远知道为何打人。要在抡皮带的和挨皮带的之间建立共识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也不能给他说明白。徒不言师之过，不曝师之丑，这是做人的道理。他挨打时的有趣情形，我也不便细讲。我所要讲的是，我导师一回国，就见万头攒动，红旗如云，人人蹿上跳下没一时安分。他就觉得一阵大欢喜，立刻投身其间。

我导师见人人都写大字报，自己也不甘寂寞，根据文化大革命的宗旨，尽胸中所学，努力写出一张大字报来。无奈他受的是殖民地的洋奴教育，汉字都认不了几个，更何况用毛笔。那篇大字报上墨手印比字还多，还有大量的拼音。至于内容，都是奇谈怪论。什么“革命是个集合”之类，知道的说，他老人家学的科学方法论专业，就会这个；不知道的说他是疯子。按说那年头谁都不信有疯子，疯子就是装疯的反革命；可他的托派嘴脸还没暴露，人家念他远道而来，也不怪他。于是他一篇篇写个没完，说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怎么一回事，应该怎么怎么进行，终于惹出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