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第3/4页）

我和鲁迅的故事还在演绎，接下去是我一个人的鲁迅了。我过去生活中有过一些疯狂的经历，其中之一就是我曾经将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谱写成歌曲。

那时候我是一名初二的学生，应该是一九七四年，文革进入了后期，生活在愈来愈深的压抑里一成不变地继续着。我在上数学课的时候去打篮球，上化学课或者物理课时在操场上游荡，无拘无束。然而课堂让我感到厌倦之后，我又开始厌倦操场了，我愁眉苦脸不知道如何打发日子，无所事事的自由让我感到了无聊。这时候我发现了音乐，准确的说法是我发现了简谱，于是在像数学课一样无聊的音乐课里，我获得了生活的乐趣，激情回来了，我开始作曲了。

我并不是被音乐迷住了，而是被简谱迷住了。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可能是我对它们一无所知。不像我翻开那些语文和数学的课本时，我有能力去读懂里面正在说些什么。可是那些简谱，我根本不知道它们在干什么，我只知道那些革命歌曲一旦印刷下来就是这副模样，稀奇古怪地躺在纸上，暗暗讲述着声音的故事。无知构成了神秘，神秘变成了召唤，召唤勾引出了我创作的欲望。

我丝毫没有去学习这些简谱的想法，直接就是利用它们的形状开始了我的音乐写作，这肯定是我一生里唯一的一次音乐写作。我第一次音乐写作的题材就是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我先将鲁迅的小说抄写在一本新的作业簿上，然后将简谱里的各种音符胡乱写在文字的下面，我差不多写下了这个世界上最长的一首歌，而且是一首无人能够演奏，也无人有幸聆听的歌。

这项工程消耗了我很多天的热情，我把作业簿写满了，也把自己写累了。这时候我对音乐的简谱仍然是一无所知，虽然我已经拥有了整整一本作业簿的音乐作品，可是我朝着音乐的方向没有跨出半步，我不知道自己胡乱写上去的乐谱会出现什么样的声音，只是觉得看上去很像是一首歌，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十分怀念那本早已遗失了的作业簿，怀念《狂人日记》这首世界上最长的歌曲，里面混乱的简谱记载了胡乱的节拍和随心所欲的音符。也记载了我在文革后期的生活状态，那是一种窒息的压抑、无聊的自由和空洞的话语相互交往的生活。为什么我会选择《狂人日记》？我也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狂人日记》之后，我再也找不到更适合我作曲的文学题材了。于是，我只好去对付那些数学方程式和化学反应式。接下去的日子里，我又将数学方程式和化学反应式也谱写成了歌曲，写满了另外一本作业簿。同样是胡乱的节拍和随心所欲的音符，如果演奏出来，我相信这将是这个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声音。地狱里可能有过，我曾经设想过那是什么样的声音？我当时的想象里立刻出现了鬼哭狼嚎的声音。我也有过侥幸的想法，我也许偶尔瞎猫逮住了死耗子，阴差阳错地写下了几个来自天堂的美妙乐句。

现在回首往事，似乎有了我为何选择《狂人日记》的答案：我当初谱曲的方法，可以说是另外一个狂人的日记。

文革结束以后，我曾经十分好奇毛泽东对鲁迅的欣赏。我想，这两个人在心灵上可能有一条秘密通道，虽然有着生死之隔，他们仍然能够迅速地互相抵达。毛泽东和鲁迅似乎都有着坚强的心灵和永不安分的性格。毛泽东赞扬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其实毛泽东也是硬骨头，他和当时比中国强大的美国和苏联抗衡时毫不示弱。而且这两个人在思想深处都是彻底的和极端的，他们对儒家的中庸之道都表现出了深恶痛绝。

任何伟大的作家都需要伟大的读者，鲁迅拥有一个强大的读者毛泽东，这可能是鲁迅的幸运，也可能是鲁迅的不幸。文革时期的「鲁迅」，从一个作家的名字变成了一个时髦的政治词汇之后，他深刻和妙趣横生的作品也被教条主义的阅读所淹没。在那个时代里，人人张口闭口都是「鲁迅先生说」，其亲热的语气好像当时所有的中国人都和鲁迅沾亲带故似的，可是很少有人像毛泽东这样理解鲁迅。因此，文革时期的鲁迅虽然名声达到顶峰，可是真正的读者却寥寥无几，「鲁迅先生说」只是一个时代在起哄而已。

文革之后，鲁迅不再是一个神圣的词汇，他回归于一个作家，也就回归于争议之中。很多人继续推崇鲁迅，不少人开始贬低和攻击鲁迅。与鲁迅在世时遭受的攻击有所不同，现在的攻击里添加了情色的配料，一些人津津乐道于隐私中的鲁迅，捕风捉影地研究起了与鲁迅恋爱有关的四个女人；还有的人干脆臆想起来：鲁迅的床上功夫十分糟糕；鲁迅的性心理十分变态……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兴起，鲁迅的商业价值也被不断地开发出来，鲁迅笔下的人物和地名被纷纷用作餐饮业和旅游业，甚至KTV和夜总会里都有鲁迅笔下地名命名的包厢，官员和商人搂着小姐在这样的包厢里歌舞升平。

还有人直接拿鲁迅本人作为广告代言人。武汉有一家专卖臭豆腐的小店，在店门口耸立起鲁迅叫卖臭豆腐的广告牌。广告上用的是一张鲁迅抽烟的经典照片，只是将鲁迅手上的香烟换成了一串臭豆腐。

这家小店的老板骄傲地声称：他们是鲁迅先生的同乡，都是浙江绍兴人，制作这样的广告是现在中国流行的做法，就是借用名人效应来招揽生意。

「鲁迅」在中国的命运，从一个作家的命运到一个词汇的命运，再从一个词汇的命运回到一个作家的命运，其实也折射出中国的命运。中国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动荡，可以在「鲁迅」里一叶见秋。

我在奥斯陆大学继续讲述我和鲁迅的故事。我告诉挪威的听众，我曾经无知地认为鲁迅是一个糟糕的作家，他显赫的名声只是政治的产物。

一九八四年，我在中国南方一个县城的文化馆工作。当时我已经从事写作，我办公室外面的过厅里有一张大桌子，桌下地上堆满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鲁迅的著作。这些曾经是圣书的著作，时过境迁之后像废纸一样堆在一起，上面落满了灰尘。鲁迅的著作堆在最外面，我进出办公室的时候，双脚时常会碰到它们，我低头看看在地上灰溜溜的鲁迅著作，不由幸灾乐祸，心想这家伙终于过时了。有一次我经过时，不小心被地上的鲁迅著作绊了一下，差点摔倒在地，我骂了一声：「他妈的，都过时了，还要出来捉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