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距（第3/5页）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心酸和充满负罪感地写下这些。我不知道这位善良的年轻农民后来是否如期结婚？不知道他后来如何艰难地偿还借来的九斤油票？我清晰地记得，当时我们用砖块击打他的头部时，他克制了自己的愤怒，没有使用拳头还击，仍然只是用手掌推开我们。

中国社会的剧变之后，过去的投机倒把分子变成了现在的小商小贩。城市里的失业者和农村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了生存下去，这是人的最基本的愿望，在城市里到处摆摊或者沿街叫卖。就是在北京，这样的小商小贩已经数以万计。这些无证无照的小商小贩因为流动性强，地方政府无法向他们征收费用。同时在地方官员的眼中，这些摊贩的四处出现，破坏了城市形象，也破坏了「和谐社会」。一个名叫「城市综合管理执法局」的机构应运而生，威风凛凛的城管队员开始四处活动。我已经习惯这样的情景，走在北京的街道上和天桥上，一群一伙的摊贩蹲在地上叫卖他们廉价的物品，只要有人喊叫一声「城管来啦」，这些摊贩迅速卷起地上的物品蜂拥而逃。

就像三十多年前我们这些中学生没收农民的油票那样，现在的城管队员对付小商小贩的手段没有进化，也是没收他们叫卖的物品。当然现在城管队员的成果是我们那时候望尘莫及的，现在城管没收的很多物品是我们那时候从未见过的。几年前，我居住在北京一个地铁出口附近的时候，经常看到很多无照经营的三轮车夫，他们蹬着三轮车接送客人。同时也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城管的卡车上堆满了没收的三轮车凯旋而归。我见到过几个伤心的三轮车夫，他们都是动用家里所有的钱或者向亲友们借了钱才购买了三轮车，卖力蹬车来养家糊口，还要供孩子上学。在炎热的夏天里他们挥汗如雨，在冬天的寒风里也是浑身汗水。当他们赖以生存的三轮车被城管没收以后，他们生活的前景也被没收了。

这些年来，随着摊贩维持生计的三轮车、板车和物品经常被城管没收，小商小贩和城管队员之间的对抗愈来愈激烈，时常出现武力行为，可是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直到一个名叫崔英杰的摊贩用刀刺死一名执法的城管队员，摊贩和城管之间的矛盾终于引发了全国的震动。媒体上连篇累牍地讨论之后，很多人开始意识到，简单粗暴地没收小商小贩的板车和物品，其实就是变相剥夺他们的生存权利。

崔英杰，这个今天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代表，在法庭上为自己的一时冲动表达了忏悔之意，他说：「首先我对受害人及家庭表示忏悔，我知道现在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本来我想靠自己的双手，摆摊来改变我的生活。」

一位城管被刺身亡后，城管队员的保护装备开始升级，配备起了PDA终端、防刺背心、头盔、防割手套、强光手电筒等。同时还请来了武警教官，教授城管队员如何徒手夺刀，对城管队员进行了包括如何解脱被抓衣领、抓头发、锁喉、抱腰的实际动作的培训。

为什么过去的「投机倒把分子」和今天的小商小贩在面对没收其财物时，发出的生存反应会有如此之大的差距？我想，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形态，会引发不同的生存反应。

如果从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文革是一个单纯的时代，今天则是一个纷乱复杂的时代。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可以代表文革时代的基本特征，他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文革就是这样一个黑白分明的时代，敌人永远是错误的，我们永远是正确的。没有人胆敢试探地说：敌人也可能会有正确时候，我们也可能会有错误时候。毛泽东之后，邓小平说过的一句话又可以代表今天时代的基本特征，他说：「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这句话颠覆了毛泽东的社会价值观，似乎指出了一个中国社会存在已久的事实：错误的和正确的常常存在于同一事物之中，而且也常常存在于相互变化之中。这句话同时也终止了中国经济发展中有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论。

于是中国从毛泽东政治挂帅的单色时代来到了邓小平经济至上的杂色时代。文革时期我们经常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今天的中国，我们已经分不清什么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什么是属于社会主义的；或者说在今天的中国，草和苗已经成为了同一种植物。

有时候，一个词汇的含义从单纯走向复杂，也会折射出社会的变迁。「差距」就是这样的一个词汇。

三十多年前的中国，对于城镇居民来说，没有明显的社会差距，可是我们每天都在讲差距，用一种空洞的方式讲述着空洞的差距。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思想上的差距，这样的差距是与雷锋这些先进人物相对照。「学先进，找差距。」是当时的流行语，我们每天像小和尚念经一样，有口无心地说着「差距」一词，陈词滥调如同车轮一样转了一圈又一圈。从我们小学到高中的作文里，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在一遍一遍重复写道，如何在雷锋精神指引下缩小思想差距，帮助邻居老太太到井里去提水上来。高二的时候，我们的一位语文老师实在忍不住了，手指敲打着堆在讲台上的作文簿，开导我们：「你们已经为邻居老太太提了十年井水了，为什么不换一个例子？替邻居老大爷上街买米。」

三十多年后，我们仍然喋喋不休地说着差距，当然已经不再是空洞的思想差距，而是实实在在的社会差距了。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发展差距、收入差距、分配差距等等。巨大的社会差距必然带来过激的群体性事件和个体行为。当年我们用砖块击打那个年轻农民时，他始终没有用拳头反击，而今天一个城管队员没有任何暴力行为，他仅仅是忠于职守，按照规章没收摊贩的三轮板车和物品，却被摊贩用刀刺死。这是为什么？我想，原因就在这里。当「差距」一词从狭义走向广义，从空洞变成真实之后，也表达了今日中国社会问题的广泛和社会矛盾的激化。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进程，虽然发展缓慢，经济效益低下，可是社会差距确实是在不断缩小。毛泽东始终没有解决的是城乡之间的差距。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后，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张，国内生产总值从一九七八年的三千六百四十五亿元增长至二00九年的三十三万五千三百五十三亿元，增长了近一百倍。然而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被缩小，反而拉得更大。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二00七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扩大到了三点三三比一，绝对差距达到九千六百四十六元人民币，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官方没有公布二00九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的数据，只是含糊其辞地表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在继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