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城市 二 城 市（第3/6页）

也许我和这些女孩之间最紧密的关联，她们永远都不知道：我和她们一样，背井离乡。从美国的大学毕业之后，我去了捷克的布拉格。我在国外住了十五年，每隔一两年回家看一次父母，就像这些农民工一样。很长一段时间，我抗拒着中国的吸引力。在大学，我回避美籍华人组织，只上过一节中文课。我主修美国历史和文学，毕业论文写的是美国作家Larry McMurtry的西部小说。在布拉格，我给一份外侨报纸作有关捷克政治社会的报道。1992年的一个冬日，一对中国夫妇拖着箱子在泥泞的人行道旁用普通话向我问路。憋了很长时间，我才恨恨地、用他们的语言给他们指路——仿佛他们在逼我回到一个已经甩在身后的世界。

一开始，我对中国的兴趣很现实——20世纪90年代初，腾飞的中国经济吸引了全球的关注，能流利地说中文成了我的资本。1993年我去了香港，成为《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才开始阅读中国历史的书籍，终至乐此不疲。对我来说，中国永远感觉像一场考试，而我却荒于学习。两年之后我去了台湾，那里的人经常问我是哪一年“出去”到美国的——他们的潜台词仿佛是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在中国出生的。后来我去了中国大陆，也经常被问到同样的问题。这就是台湾和大陆的相似之处，虽然严格上来说，这两个地方直到最近关系才变得融洽些，但是两者比他们想象的更相似。

大多数美籍华人来到中国的第一件事就是回祖辈的老家，但是我在香港、台湾和大陆住了十二年，也没回去过一趟。我担心我还没有准备好，去理解在老家会发现些什么。我怕去这么一趟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无论是哪种情况，我都能理解那些打工女孩们对家的复杂感情。

农村来的女孩教我认识这座城市。从她们那里我得知哪家工厂经营得不错；足不出东莞，这些工人就明白这个世界上各地区之间的等级。美国和欧洲老板对工人最好，然后是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继而是台湾老板。中国大陆的工厂最差劲，因为“他们老是倒闭”，一个农民工跟我说。他们也知道什么时候会有重大的政策变化——2005年初，一些工人跟我说最低工资要涨了，而这时候官方还没有正式公布。

许多我读过的写中国农民工的书并不真实。农民工早已不再生活在被警察抓捕的恐惧中，相反，官方忽视了他们的存在。本地居民的歧视也并非什么问题，因为打工族和本地人几乎从不碰面。他们高度的就业升迁情形也令我感到惊讶。几乎所有我在厂里认识的高层人员都是从流水线开始做起的。我认识的姑娘并未注定要回家种地，因为她们出来之前也没种过什么地。她们多半不知道家里有多少地，也不清楚几时开始农忙。我所有的臆测都来自90年代中期的农民工研究；十年过去了，这个世界天翻地覆，变得太快，快到无暇记录。

我开始喜欢上东莞，这地方似乎铆足了劲要把中国最极端的一切表现出来。拜金、环境破坏、腐败、拥堵、污染、噪音、卖淫、不良驾驶、鼠目寸光、压力巨大、拼死拼活，杂乱无序：如果你能受得了这儿，那到哪里你都能受得了。我尽最大的努力去适应这一切。午饭我吃两块钱一碗的面条，去哪儿都坐公交车。我穿牛仔裤和凉鞋，比许多出门时穿绣花衬衫和高跟鞋的打工女孩还朴素。在东莞我就像是隐形人，我也喜欢这样。在中国别的地方，一个到处盯着陌生人看、在笔记本上写来写去的人或许会引来注意；在这里，大家都忙着自己的事情，根本没工夫理我。只有一次：我在人才市场抄录墙上的一个告示说明。一个保安问我在干什么。我告诉他我在练习英语，他就让我走了。

对于外面的世界来说，东莞仿佛是隐形的。我在北京的朋友大多都曾路过东莞，但是他们所记得的——这真令人震惊——就是无穷无尽的工厂和妓女。我在这个隐秘的世界中跌跌撞撞，我和七百万，八百万，或是一千万人分享着这个世界。在东莞生活就像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时，以一百一十公里时速冲下高速公路，四周景物变化纷呈，让人目不暇接。东莞是一个没有记忆的地方。

东莞也是一个矛盾体，因为近代中国的历史从这里开始。19世纪，英国向中国走私鸦片，蹂躏这个国家并掠夺它的财富。1839年夏天，清朝的官员林则徐在虎门港下令公开销毁两万箱鸦片，而虎门就在东莞。这个举动让中英两国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双方在广东交火，英国的战船摧垮了中国军队，战争很快结束。《南京条约》签订后，香港割让给英国，中国开埠通商，给予外国史无前例的商业和法律特权。中国的历史课上说，虎门销烟照亮了中国的近现代纪元：对外国列强的屈服，随之而来的是清王朝覆灭，革命，战争和共产党在1949年的胜利。

但这个地方还有另一种历史。1978年的秋天，香港太平手袋厂在东莞开设了第一家外资工厂，第一年的收入是一百万港币。工厂将香港运来的材料加工为成品，再运回香港，销往世界各地。太平手袋厂开创的这种模式，被数以千计的工厂所追随。接下来的两年里，中国设立了四个“经济特区”，作为吸引外资和免税政策等鼓励自由企业措施的试验田。最大的一个特区是深圳，位于东莞以南约八十公里，并很快成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展示台。深圳是规划出来的样板城市，由北京的领导意志催生出来，得到国家部委及下属企业支持。

东莞不一样。没有任何人的指令，就这么发展起来了。深圳胸怀大志要发展高科技和创意产业，而东莞做的是它力所能及的，也就是说，香港和台湾那些低技术含量的工厂，做衣服、玩具和鞋子。这些工厂只需要廉价的土地和劳力，以及当地官员的放任自流。一开始的那些根本就不能叫做现代工业。许多早期的工厂是二三层的房子，一间屋子里坐五十个工人，在桌前做一些简单的活儿，比如缝合玩具熊或是给洋娃娃安上假发。有些厂房甚至设在铁皮搭成的棚子里面，因为老板不想花钱建一幢真正的房子。

早些时候，这里没有开通到香港的铁路。生意人从香港走过边界，先到深圳，然后打一辆出租车到他们在东莞的工厂，沿路穿越片片农田。“那时候这边没有路，没有车，没有电视，连窗帘都没有，”艾伦·李，一家台湾鞋业的主管回想当年的情景时这样说。他于1989年来到东莞。“你根本买不到那样的东西。”1989年的6月，他骑了四十分钟的自行车，去看电视上有关天安门广场示威者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