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城市 六 方与圆（第5/8页）

我从没见过打工者这样同陌生人握手，说话。甚至城里人也无法做得如此挥洒自如。中国人不善于跟陌生人打交道；如果有人不是他们已知世界——家庭、同学或同事——的一员，那么通常的反应就是不去睬他。我北京的朋友们在聚会上简直无可救药——只要他们认识谁，就一直跟谁待在一起，像是一个飞行编队里的飞机，牢牢锁定他们知道的唯一位置。

白领班强迫学生从小团体中挣脱出去。在期中，每个人都必须做一次自我介绍。演讲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开始：我和你们一样。对于一个开讲自己故事的人来说，这有点搞笑，甚至不太真实。但也许只有先确定自己是这个团体的一员，一个年轻女孩才能获得离开这个团体的勇气。当陈英那天站起来和陌生人握手，她让我最先想到的，是美国人。

学生们终于解除了对于公开表达的恐惧，开始抢着回答问题。她们主动和老师打招呼，跟我说话。大家喧闹而健谈，彼此都是朋友。但是该要脱离这个群体的时间也快到了。现在女孩们互相打招呼的时候，第一个问题是：“你去过人才市场了吗？”去过的人讲述她们在那里的经历，就好像刚从遥远的异国他乡游历归来，那里的人们冷酷无情，盘问不休：

她问我，“如果你试着推销给客户，但是那个人拒绝了，你怎么办？”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说，“碰到这种事情很正常。”

面试的时候她们问我，“如果三部电话同时响起来呢？你会怎么办？”

我说，“我会把所有电话都接起来，看看哪一个最重要，先处理那一个。”

一个身材苗条、剪了男生头发的女孩，描述她在华为科技公司的面试。

我一直都很想在华为工作，所以我去了他们的招聘会。一群人坐在一个房间里，招聘总监指着一个人问一个问题。然后她会说，“好吧，你可以走了。”

后来只剩下我和三个男人。那个总监看着我说，“你不合适。你可以走了。”

我想：“这太丢人了！这个总监根本就不认识我。她怎么知道我合适不合适？”所以我一直坐在那里，没有走。

然后那个总监问其中一个男人，“跟我说说你最自豪的那一刻。”

他很紧张。他说他还在找工作，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成就。

我轻轻地告诉他，“你可以想一下在学校里有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情。”那个总监听到我说话，看着我。

最后三个男人都被淘汰了，只有我剩下来。总监看着我，然后说，“那三个都是你的竞争对手，你还在帮他们。为什么？”

我说，“我不觉得他们是我的对手。如果我们被选上了，以后就会成为同事，我们就要互相帮助。”

总监说，“我跟你说你不合适，但是你没走。为什么？”

我说，“你一点都不了解我。你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合适。我本来对华为的印象非常好，但是我必须说，我对你今天对待求职者的态度很不满意。无论我会不会成为华为的员工，作为华为的消费者，我很不满意。”

那个女人笑了。她对我的回答很满意。我被录取了。

6月2日一开始上课，教口才的端木老师宣布了一件激动人心的事。“好消息。一个学生已经找到工作了。”教室里炸开了锅。一个名叫马晓楠的姑娘找到份差事，担任前台接待员。她是全班第一个踏上新岗位的人，这也提醒大家行动的时候到了。那天的课，和之后所有的课程，都把重点集中在求职上。端木老师谈到怎样向招聘者介绍自己，怎样争取面试机会，如何识别和避免传销。下课的时候，每个女孩都站起来背诵自己的座右铭。

世界上最可悲的，就是没有目标，没有梦想的人。

因为年轻，所以自信。

世界上最重要的人：自己。

马晓楠再也没来上过课。这是她成功的唯一标志：她消失了。

蒋海燕也想离开。她开始去人才市场练习面试，但是她在伟易达的老板反对她这么做。他很缺人，需要她帮忙。蒋海燕自然而然地求助于另一个谎言——她在深圳的表姐说她厂里有个前台空缺要招人——但是老板恳求蒋海燕留下来。

“我想辞职，”她告诉我。“但是这种事不容易谈。”

“你老板是个坏人吗？”我问。“他听起来不像坏人。”

“不，他不是个坏人，”她说。“但是好几个人都走了，所以他很缺人。”

“如果你做了决定，”我说，“你就得告诉他你想走，他应该放你走的。”在我看来，她的左右为难是典型的中国式的纠结。她靠说谎得到现在的工作，然后在职业阶梯上一路说谎向上爬；她对诚实与否毫不顾忌。但是现在她的老板让她为离开团队而产生内疚感，对此她看起来无力应对。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同他人保持和谐是为人处世的重点。道德罗盘不见得指向对或错；同周围人的关系才是关键。如果想摆脱这一切，需要耗尽你所有的力量。

一天课后，蒋海燕向礼仪和化妆老师吴晨寻求指导建议。吴老师立刻接过她的问题。“你在哪里工作？”她问。

“在仓库。”

“去过人才市场吗？”

“去过。”

“离开是你的权利，”吴老师说。

“但是他们扣了我一个月的工资，”蒋海燕说。

“我知道很多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吴老师轻描淡写地说。“但是如果你已经想好了，那就应该走。如果实在没办法的话，就不要那一个月的工资了。追求目标总会经历困难。”

这是个大胆的建议，也的确是白领班力图灌输给学生的东西。但蒋海燕还是没法做到。6月一过到了7月；课程很快就要结束，学生们找到了新工作，班级的规模也随之缩小。蒋海燕买了一张伪造的中专文凭，却不敢在面试的时候拿出来。她和老板的谈判一拖再拖悬而未决；她还考虑上另一个班，这次是学英语。“做人真难！”她说。

你可以说蒋海燕害怕了，她是有一点。但情况看起来比害怕要更复杂一些。她想知道如何跟别人打交道——本质上，是中国的传统行为规范如何去适应现代的打工世界。但这超出了白领班课程设置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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