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城市 六 方与圆（第7/8页）
写这本肆无忌惮操纵他人心理手册的作者，身穿短袖衬衫和卡其裤，光着脚在他深圳的公寓里开门迎接客人。近看，他比照片更老，更忧伤，法令纹很深。他领我进了一间很时髦的单身公寓——深色木地板，白色粗毛地毯，灰绿色曲线组合沙发——然后给我倒了一杯百事可乐，小心地放在玻璃茶几上。
丁远峙原本是湖北省的一个高中物理老师，1987年他来到深圳，找到一份教职——自然，也是通过耍花招得来的。他打听到他想去工作的那所学校的校长是个《红楼梦》迷。一天晚上，丁远峙到校长家中拜访。他没有明说他的目的；不过，正如他在《方与圆》中所写道的，他设法吸引校长和他长谈这本小说。
我们聊得越久越热络，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校长忽然抬头看了一下，才意识到已经过了十点。他仿佛如梦初醒，问我，“哎，你来找我做什么的？”
刚刚聊了几个小时，我已经赢得了校长的青睐，所以我谈了一下想到深圳来工作的愿望，校长自然找不到拒绝我的理由，答应我可以来学校教书……
我调来深圳的过程中打败了许多对手。没有花一分钱。
不久后，丁远峙和一个朋友决定开一个公关公司。这也是一个经过算计后的行动。“我们觉得，说我们是中国第一家公关公司，这很容易，”丁远峙告诉我。“我们料想工商局不知道公关公司是什么，所以拿到批文会更容易一些。”问题是丁远峙和他的朋友也不太了解公关公司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组织了一场发布会，但是再也没有办法招揽来新生意。然后他们决定给总裁们开办公共关系培训课，丁远峙发现他在这方面很开窍。他开始看卡耐基的书，并开始在电视上露面。
1996年《方与圆》的出版也同样离经叛道。丁远峙没有签署合法的出版合同；他从一家出版社买了一个书号，自己印刷自己推销。周末的时候，他跑到深圳大大小小的书店，在店门外拉起横幅，架起桌子，举行签名售书。《方与圆》语言通俗，初中水平就能读，所以连工厂的打工族都能看懂。“农民工的内心需要安慰，”丁远峙说。“他们需要知道成功是可能的。这些书对他们来说就是安慰剂。”
我问他如何看待在中国销售的其他成功学书籍。他一本都没有读过。“中国所有的这些书都是借鉴国外的想法，”他说。“中国真的没有什么原创的思想。”
当我问及他下一个计划的时候，丁远峙离开了房间，回来的时候拿来一本麦克·波特的《竞争优势》中文版。他的下一本书，他直白地说，将会反复利用这本书的观点，文字仍然是通俗的中学水平。“我的书基本上会把波特的概念弄成通俗易懂的样子，”他说。“深圳有很多老板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是他们渴望学习。”这就是模仿。
同丁远峙的会面让人失望。他没有一丁点成功学老师的资质。甚至连一个精彩的演讲师都算不上，也没有引人注目的观点；他的公关事业没有起色。没有一个见过他的人会把他勾引年轻女性的建议当回事儿。但是丁远峙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他开了一家公司。他去演讲。他写了一本如何成功的书。行动是唯一让成功人士与众不同的东西。他写到，成功和失败的区别不在于人们想法的优劣，或者能力的高下，而在于他们是否相信自己的决断以及是否敢于行动。陈英冒着失业的风险去寻新工作，而蒋海燕不敢。最终，那是她们之间唯一重要的区别。
2005年7月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白领文秘技能特训班的第二期学员毕业。为了举办毕业典礼，教室里的桌椅被摆成一个正方形，中间空出来留给演讲和表演的人。每一溜桌子上都热闹地撒了一把花生，果冻糖，饼干和装了温水的一次性塑料杯。老师们身着正装衬衣，黑色长裤，打领带。大约有五十个学生参加，有刚毕业的，上一期毕业的，以及注册新学期开班的学生。刘校长，也是毕业典礼的主持人，伴随着掌声正式地一一介绍各位老师。杨老师唱了一首《二十年后再相会》。
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
那时的天噢那时的地
那时祖国一定更美
那时的山噢那时的水
那时祖国一定很美
那时的春噢那时的秋
那时硕果令人心醉
“我想如果我们二十年后再相会，”刘校长说，“你们会成为百万富翁和大老板。”他念出所有毕业生的名字——大约有半个班——就是这些找了新工作而没法参加今晚典礼的人。陈英也在名单上。她在一家五金厂找到了文员的工作。“我们希望她们工作顺利。”几位毕业生致辞。
十年来，这是我最骄傲的一刻，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参加过毕业典礼。现在我在一家公司做销售。这个工作很辛苦，我每天都在外面。我学到很多。
我的名字叫叶芳芳，我希望你们都会记住我。你们把我从一个胆怯的人变成了一个自信的人。我学会了如何介绍自己。那就是方与圆的结合。我会永远记住你们。
典礼进行到一半，停电了，一些学生在教室穿梭来去，点燃蜡烛。蒋海燕穿一条长裙，透明长袜，一双高跟鞋，用她的表演和翩翩风度倾倒整个教室，真让我感到意外。在《掌声响起来》的歌声中，毕业生绕着点燃蜡烛的教室和他们的老师一一握手，神情严肃地互表谢意。刘校长宣布第三期白领班一周后开课。
只有四个找到工作的学员专程回来参加毕业典礼。这就是学校成就的衡量标准：这么多女孩分布在珠三角各处，并缺席今天的典礼，她们今天不能来，是因为她们已经向前迈进了。老师们也同样向前迈进。付老师大学毕业，从白领班辞职，跟随女朋友一起去了上海。端木老师升职了，肩负更多的管理职责。
接下来的一年，我在智通学校认识的每个人都会经历人生的重大转变。陈英会跳槽去一家生产透明胶的工厂做销售，然后又跳去一家做空调的工厂，在那里她被任命负责采购和生产，管理手下二十个工人。一年后我和她一起吃饭，她焕然一新；她谈吐宜人，背一个时髦的长条形手袋，坐在摆着古董木桌的餐厅里自信满满地点菜。她一个月挣一千六百块钱，有三个男人同时追她，都是经理。她还和一个朋友打了赌，看谁先买车。“如果你想要我回到过去那样子，”她告诉我，“我没有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蒋海燕会回家，短暂出来一段时间找工作，然后又回去帮家里经营一家食品和文具商店。她的父母不想让她在东莞生活，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不安全。蒋海燕囿于家庭责任的大网，不愿意和父母发生正面冲突。“我不想让我的家人觉得我一定要做这个，不然大家都不会好过，”我给她家里打电话的时候，她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