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张彤禾（第2/2页）

在为此书做调研的过程中，我放弃了新闻采编的程式技巧，不再提前在笔记本上写出一堆问题，然后在采访中挨个问过去。我发现最好的方法就是跟她们度过一天，静静地观察，看看会发生什么。她们当时想到什么话题，我们就聊什么——恋爱，找工作，跟父母的争执，等等。在我跟敏和春明认识这么久的时间里，她们几乎从不谈论政治，这很能说明问题。有一次敏曾问我，“现在谁是毛主席？”她就用这种方式来描述国家的领导人，对于当前的政治人物，比如江泽民，胡锦涛，她都一无所知。还有一次，春明带我去一家挂着毛泽东像的湖南饭馆，她向我解释说毛是个伟大的诗人，敢于违抗传统，娶他心爱的女人。对她来说，这就是毛主席的全部意义——经过她的再创造，毛成了一个浪漫的英雄。

这种周期长，开放性结局的报道模式有什么缺陷吗？其中有没有哪个故事没有像你预料的那样发展？

花费的时间很长，而且不能保证故事会朝你希望的方向发展。我刚认识敏的时候，她才刚说服老板，从车间流水线调到了文员的职位，我有点担心往后她的生活会太稳定，没什么可写的。但其实情况不是这样。从另一方面讲，我对东莞的报道充满了失败的故事。事实上，这本书一开始就是一个失败的故事，讲的是我在一个广场上遇到两个女孩，却再也没能见到过她们。那件事让我深刻地认识到，在一个工业城市里与人失去联系是一种多么核心的人生经历，于是这成了贯穿此书的线索之一。

关于裕元鞋厂的那一章，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个失败的故事。我最初的想法是一段时间内追踪一个紧密的朋友圈，观察他们如何互动交流，工作，恋爱，互相支持，或是分道扬镳。但我没找到这样一个圈子。我遇到的那些女孩都防备心重，守口如瓶；她们不会吐露心声，经常跟同事和同屋的室友形同陌路。我认识到，我的主角就是鞋厂本身，女孩们在它的阴影之下来去匆匆。这就是读到这一章的末尾时，我希望你留下的印象——铁打的工厂流水的妹子。

春明的故事也没有照我的预料发展。当她决定放弃自己创立的工业模具公司，专心学习英语的时候，我很兴奋——这就是我这本书最完美的结尾，对全球化的一个精妙的隐喻。而我又一次见到春明时，她已经放弃了学英语的计划，加入了一个卖营养品的传销组织。这可不是我想象中的结尾，但在东莞这样一个地方，生活的真相就是这样。我想我学到的教训就是，你得让故事带着走，经常能走到比你想象的更加古怪的地方去。

这本书的灵感来自你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那些故事是怎么从新闻稿件变成书里的版本的？

我必须得学习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写作。比如，书的开头是一个打工女孩的内心活动，她在头脑里复述工厂生活的规则和惯例。按照传统新闻写作的规矩，这样绝对不行——你得开宗明义，讲明故事主题，谁说了什么话，为什么等等。但我觉得我对农民工世界了解得足够多，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开头写一本书，通过想象，进入一个打工女孩的内心世界。我坐下来开始写的第一天，第一个上午，写了开头大约七百多字。感觉到不可思议的自由——同时也有点害怕，因为我知道，自己再也不会甘心满足于做一个新闻记者了。

你是个美籍华人，一定程度上可以不吸引过多关注而深入中国，这一点增强了你的报道能力。你认为多大程度上，你的中国家庭出身，影响了你理解和讲述这些故事的方式？

我认为我的中国背景和美籍华人身份给我带来了沉重的情感包袱——我是两种非常强大又互相隔绝的文化的产物。在我认识的美籍华人身上，我曾见到这种矛盾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有的人对中国完全不感兴趣；另外一些人变得比中国人还像中国人，拥护政府，一听到批评中国就急于辩护。要接受你的华人身份真正意味着什么，这是个艰难的过程，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在逃避这个问题，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想。

我在书中写到过一点，是关于中国人对自己的苦难和历史缄口不言。我在为此书做调研的时候，留意到我自己也一样。如果人们问起我的书，我会笼统地说一下，尤其是关于家族史的部分。有几次，我同样也是作家的丈夫会插话解释说这是个很戏剧化、很重要的历史故事，特别是关于我祖父在战后被刺杀的事。后来我对他说，“我不想一碰到别人，就把这样沉重的事告诉人家。搞得对方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回应，岂不是很尴尬？”我意识到这种反应就很像中国人。我理解这种有所保留的本能，对于自己最重要的事闭口不谈，因为我也是这样。我在中国见到亲人的时候，交谈好几个小时之后他们才可能透露那些他们独自背负了整整一生的沉痛记忆，或是提到某人自杀的细节，或是某种惨痛的失落。他们的讲述中极少有悲恸或者自怜；只是就事论事，这很可能也影响了我写这些故事的方式。

我的确认为自己跟这个地方，跟中国，有千丝万缕的情感纠葛，因为对我来说它跟我的父母、语言和童年的记忆都紧紧相连。在这本书里，我尽量做到公允不偏心，既看到好的，也看到不好的，两方面都写。但我不能掩藏这一事实，我真的很关心中国，我希望中国能好好发展，越来越好。如果家庭出身跟中国无关，我想我不会有这么深的情感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