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我们的自我（第3/4页）

残：五四以来的语言革命并未完成，语言革命其实是思维的革命。比如“自我”这个词，古汉语中没有，是外来词，我们在很长时间内将其“洋为中用”，为意识形态服务，作为“集体”、“大家庭”的对立词，形成长期的误解，并且带着贬义。我们只有在思维上意识到这个词的真实内涵，才能真正说出汉语的自我来。它的真正内涵是个人的、个体的存在意识，是与肉体和世俗的对立，是人作为人存在于世界的根本。

荒：邓晓芒写哲学，你写小说，但我觉得你们共通之处是都在进行思维的革命和汉语的变革：不是表层的句法、用词，而是语言与自我关系的深层，我借用近藤直子的词“垂直”，可以形象描述这种方式。我的意思是，你们都是用汉语来说出人性的深部结构，用汉语来关心现实生活中的个体的人的自我问题，比如邓晓芒的《哲学与生命》、《做人的秘密》，你的《突围表演》和各种小说。换一种表述是，你们都拒绝让汉语成为传声筒。

残：邓晓芒提到一个失语的问题，我想大概是说我们的文化因为自我缺失，所以中国人从来没有以人的身份开口说话的习惯，也可以说是沉默的民族，混沌的语言，所谓道不可道，说非常说。

荒：在《灵魂之旅》这本书里，邓晓芒选择了他认为最重要的十名当代作家进行剖析，认为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生存境界，能反映当代作家对于我们民族自我的探求深度。

残：创作是每一个个体作家用自己最为独特的自我形式来追求人类的精神，自我越独特越具有普遍的意义，而不是越自我就越狭小，只有不懈探索下去，才会抵达人性之根，通过众多作家的长期的努力，有一天民族的自我一定会浮现出来。

荒：邓晓芒从自我人格建构的理想角度做文学批评，认为《红楼梦》里宝黛爱情犯有幼稚病，《伤逝》里子君和涓生的爱情缺乏自我人格支撑，所以两种爱情都缺乏激情和成长，两种爱情中的主人公都没有真正长大。他用这种角度看九十年代中国写作，发现爱情的幼稚病比比皆是，人物的单薄也无处不在。我们的文学自我人格探求还比较肤浅。他有趣地称张贤亮的写作是“返回子宫”，莫言的作品具有“恋乳的痴狂”，顾城是“女儿国的破灭”，贾平凹只有“废弃的灵都”，这些说法很有概括力，的确打中了作家作品的要害所在，同时点击了当代人精神上的普泛病灶。

残：我认为女作家比男作家好一点，更为执著于直觉的东西，对抗文化的压迫和语言的僵化，她们有些东西很值得注意。

荒：我们的对话终于要引入“性别”这个词来，在自我深层处检阅性别的差异。女性意识也是自我意识的一部分，是作为个体的性别的人对于自我存在的体验，它的哲学渊源同样来自西方，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贤妻良母范式中的“女性意识”，那只是作为角色的意识，并不是自我意识的女性意识。

残：一直处于边缘的女性最有突破自我困境的可能。这个困境也包括从贤妻良母式女性意识中突破出来，找到自我意识，找到什么是自我。当然这个困境有很多种，包括重重叠叠文化的压抑，不只是角色压抑。

荒：王安忆在她的《我的女性观：女作家的自我》中强调，女性作家在新时期文学里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她说“在男性作家挥动革命的大笔，与官僚主义封建主义等等反动、落后、腐朽的势力做着正面交锋的时候，女作家则悄然开辟着文学的道路，将战壕一般隐秘的道路，一直挖到阵地的前沿。”“文学回到了它本来的位置上”。我的理解，这个本来的位置是指文学与自我表达的互生根本。王安忆也认为女性的自我突困能力比男性强，因为她们个人的意识要比男人们更强，而男人们则更具有集体性的意识。她指出真的自我既要防止自我假象，又要防止自我的扩张，真的自我是对自我的反复观照，是反省审思的理性过程，是对自我伟大困境的领悟。

残：我自己的探索是通过发动潜意识，变革语言的功能，与强大文化抗衡。有些女作家跟我不一样，刚才我已提到，直觉是她们共同的优势，直觉的优势使她们承担的语言压力比男作家小，所以更能发挥直觉的优势来探求自我。

荒：在深入探索自我的时候，女作家的压力也不会比男作家小，比如张洁《无字》的主人公吴为疯了，她的压力太大，恶劣的生存困境和自我困境令她不能旋入更深层的人性的通道，令她走不出去。吴为被外部男权搁置了。

残：仍然是一个自我的问题，一个作家要深入探讨人性就必须使自我对象化、陌生化，就像运动员有一个起跳的跳板，达到艺术上的飞跃。不管是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只要解决了自我的问题，就会提高作品的档次。

荒：王蒙在《读书》上评介张洁的《无字》，认为张洁的问题是“愤懑与恶声”，认为张洁这种极限写作是“建造在吴为的感受、怨恨与飘忽的——有时候是天才的，有时候是不那么成熟的‘思考’上的。”

残：我想这一点上王蒙没有说到点子上，反而暴露出自己观念的陈旧。这叫五十步笑百步。自古以来愤怒出诗人，愤怒不是问题，无法更深的自我开掘才是问题。我看《无字》啊，觉得整部小说都只有一个视角，就是作者那种本色演员似的视角。她在写作时一点都拉不开距离，完全缺乏应有的对合理性的判断。这正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症结——形不成独立的、有层次的自我，更谈不上个性的内在分裂，所以小说也才会那么单一化，脸谱化。作者缺少的是审视自身，批判自身的方法和武器，所以只好将发生的一切归结到某种说不清的“命”上面去。文中强调的是自身的“纯”，“善”，可是这种东西没有层次，因而并不能令人信服——哪怕是一个再纯的儿童，你将他抛入社会，他也会要做坏事，变得不“纯”起来。因为作者又不知不觉地要美化自身，很多地方就显得很假，很做作。这一点王蒙也看出来了，王蒙比她老练多了。但他还是要大力鼓吹这类作品，为什么呢，因为这部作品的弱点也是他自己的弱点，一个永远克服不了的弱点，文化的致命伤，只不过王蒙的才能更大一些，也就掩饰得更好一些罢了。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缺少独立的精神境界，企图用传统的“真善美”来替代那个东西。包括大批中国文学作品都是如此。所以到了关键的问题上，你想要不做假都不行，那个逻辑把你推到做假的尴尬境地。人之初，性本善嘛，谁会说自己不好啊。我只要从自己的“真心”出发，把我看到，想到的事原原本本写出来就可以了。可是作家没有想到，一颗缺少了自省的“真心”，只是一颗混混沌沌的心，并不具有任何批判精神。如果你真的想达到创作上的原汁原味，你就得像鲁迅那样“抉心自食”，在“抉心自食”之前还要“死心”。而这个方法，就是西方人首创的理性的方法。首先将自身分裂，然后再去扮演角色。单靠我们自己那个传统，是永远做不到这一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