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章解读《假如一位旅行者在冬夜》（第2/17页）

“我”首先注意到这里的人们最大的娱乐就是打赌，他们对日常生活中的琐事都要打赌。所谓打赌，就是强调事物的偶然性。但在车站这个特殊的地方，任何一件偶然的事都有它的必然的根源，并最终会实现这种必然性。所以人们打赌说皮货店女店主的前夫会到酒吧来，他就真的来了；人们还打赌说警察局长会随后而来，他后来也果然如期而来。在车站，必然性也要通过打赌来实现。如同在创作中一样。

女店主的前夫来酒吧是来看女店主的，他们之间多年来仍有着痛苦难言的牵挂，这种关系成了他俩一生中永远解不开的死结。作者在此并没有介绍他们之间关系的具体情况，因为那种介绍是题外话。作者只是要向读者显露：任何“阴谋”的产生，都是由于人的情感上那些解不开的死结导致的；人的情感冲突正是诞生这种“阴谋”艺术的母体，即，通过“阴谋”演习，来转移、释放情感。于是女店主的前夫走进了酒吧，就像一个必然性的符号。他和她之间的人生悲剧构成了酒吧氛围的基础。与此同时，“我”用“我”的从前的情感故事来同她与他的故事交叉，我们进入让“时间倒转”的讨论中。所谓时间倒转，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回忆，而是一种突进似的倒退，退回到人的深层意识，让旧矛盾在那个地方获得新形式。所以讨论一完毕，“我”就想换掉“我”手中的旧道具——旅行箱。但这个箱子却不会受意识的支配被“我”换掉，那是不符合阴谋的规则的。

接下去“我”的必然性也到来了，这就是警察局长。通过“我”与局长的对话，谜底才得以揭开：原来“我”是一名密探，打进敌方警察组织的人，此刻“我”正受到敌方的追捕，必须赶快逃命。在最后一刻，“我”体验了死神的逼近，搭上特快列车逃出了圈套——或者说，作者通过“我”身上的浓缩的时间体验又一次抓住了生命；或者说，作为卡尔维诺的小说读者，我又一次经历了一场特殊的灵魂洗礼。

这就是在那个寒冷的冬天的夜里所发生的一场灵魂深处的演出，一场凭空奋起似的搏斗，一次向命运的宣战。它的题目是《假如一位旅行者在冬夜》。

小结

此章演示了如何写作，也就是如何进入艺术生活的问题。从表面的身份规定中挣脱出来的“我”，斩断时间和空间的连接，坐火车来到灵魂的入口，向内观察其中那朦胧显现的、深奥的本质生活。这种写作是戏中戏似的合谋，作者身兼多职——既是读者，又是灵魂各个层次的演员。而写作的历程则是由表及里的层层揭示。

“我”在无名小镇的车站里进入对于“我”来说陌生的生活。最初“我”是作为旁观者来进入的，小站里的氛围对于“我”来说熟悉而又隔膜，但又总有某种说不出的吸引力牵制着“我”的注意力。“我”是一个不愿在世俗中生活的人，“我”愿自己成为那种随时可以消失的幽灵。在小站里呆了不久“我”就发现“我”的成为幽灵的想法破产了。“我”记起了“我”的“任务”，也记起了“我”作为一名下级间谍的身份，也就是说，“我”必须逃避追捕。

然而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小镇生活的本质一下子就在“我”的眼前展开了。这个生活就是写作本身。人们进入这个悬置地带，以打赌（“无中生有”的营造）作为追求；主角们身上负载着生存的最大矛盾，在势不两立中延宕；“我”则处在要不要进入这种生活的犹豫之中（毕竟，那是多么温暖的回忆啊）。

于是“我”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矛盾，开始同女主角进行那种戏中戏似的，具有神秘色彩的对话。在那种对话里，久远的、精神的记忆复活了，“我”不知不觉地向身旁这个美和温暖的化身靠拢。几乎是一瞬间，障碍就出现了，首先是手中的箱子决定了“我”不能同她交往，接着是她前夫的出现，暗示了我们之间的三角恋（过去？现在？将来？）。此时，读者将深深地感到：美是追求不到的，写作就是心在渴望中煎熬。惟一可以感到宽慰的便是，这种煎熬也是一种释放。

由于“我”的介入，命运的鼓点一下子变得紧迫了。凶神出现，“我”必须继续“我”那逃亡的旅程，否则便是灭亡。但“我”毕竟介入过了，“我”又一次看到了真实的灵魂图象。当“我”在茫茫的黑夜里旅行之际，那个温暖的、弥漫着水汽和咖啡香味的小站，那几个忧郁的模糊的人影将会出现在我脑海里，给“我”慰籍，也给“我”勇气——“我”渴望的不就是这种小站的体验吗？人都有一死，一次次模拟这种死里逃生的游戏显然是作者最大的爱好。小站里的一切都具有神性，在那种欲望蠢蠢欲动的氛围里人最容易想入非非，因为是创造的瞬间啊。你渴望女性之美，女主角就出现了；你说出你的预见，你预见的那个人就真的出现了。当然，逻辑的最后阶段总是死神现身，不是真的死，而是拼死逃脱的表演。

为什么纯写作永远是关于开端的写作呢？因为在这种写作的规定中，人只能在一个一个的异地小站中短暂停留。这种真空似的小站，不具备充足的供人呼吸的氧气。所以自由的境界只能体验，不能生活于其中。纯文学就是在这些异地小站中表演极限体验。即便如此，世俗中的人如果从未到过这种小站，将是多么大的遗憾啊。难道不是每个人都有“摆脱”的冲动吗？

第二章

作者又一次用斩断时空的手法在这一章中重新开始，为的是在读者内心引发骚乱和革命，使读者在悬置状态中奋力挣扎，从而让潜意识浮出表面，去寻找纯粹的意义。而这样写下的作品，则是直接用永恒性联系起来的作品。这种“胡乱归属”的技巧可以追溯到博尔赫斯的小说，他的《汤姆·卡斯特罗：一桩令人难以置信的骗局》所描述的便是艺术主题的统一性和无限多样性这一对矛盾。卡尔维诺则将这一点在本书中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篇小说完全不依通常的时空逻辑发展，它遵循的是另一种隐蔽的，更为强有力的规律。如同老夫人从奥尔顿身上认出她日夜思念的儿子一样，我们读者也将从这些不相干的独立小故事中认出让我们魂牵梦萦的艺术规律。当然，这种辨认没有现成的参照物，因为规律是看不见的，它潜伏在我们心底，要靠我们用力将它生出来——正如博尔赫斯笔下那位老夫人，因为爱到极致而用纯粹的幻想将一名替身变成了她的儿子。所以卡尔维诺借书中女读者的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