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章解读《假如一位旅行者在冬夜》(第8/17页)
也许所有追求精神发展的人的内心都有一个伊琳娜。这个女人掌握着使精神现代化的秘密机制,她的发明创造再现了艺术家漫长痛苦的历史,同时也揭示了自由的通道——汗水,呻吟,窒息,再加上孤注一掷的决心。
小结
故事里似乎有两种革命——外部的和内部的。其实这两场革命就是一场,只不过在革命刚开始时“我”没有意识到它的本质,它对于“我”便显得好像是外部的。伊琳娜从一开始就知道革命是什么,而“我”,下意识里头也隐隐约约地有所感觉,所以“我”一见她就被她吸引过去了。“外部”革命给读者的印象是:她不可抵挡;她让人看见生命中的真空,给人造成眩晕;有一小部分人在自觉或半自觉地追求革命的体验。
外部革命是内部革命的准备阶段,“我”在伊琳娜的启示下看见深渊,同死亡结盟之后,便死心塌地去追随她了。伊琳娜(还有她的助手瓦列里安诺)要使“我”懂得面对死亡的存活技巧,她在她家中精心设计了舞台,由她来导演赤裸裸的,自力更生的内部革命剧。由我们三人所表演的那种蛇形的曲线运动,为的是转化身体的和性欲的能量,也就是将肉体变精神。这样一种转化该有多么艰难。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挖空心思来搞这种违反自然的表演呢?这是因为在当今,生存的空间已变得如此的狭小和壅塞,人要自由地释放本能几乎已不可能。可是伊琳娜这样的人依然渴望着自由,渴望着生命的发挥,而且因受到压抑而更为强烈地渴望。在艺术领域中,新事物是由渴望唤起的,所以就有了我们的奇特的表演。我们以这种极限表演释放了我们内部的能量,战胜了死亡与眩晕,于气喘吁吁之中感受自由,于暗无天日之中感受精神之光。伊琳娜,要多么异想天开就有多么异想天开的女神,“我”又怎能不听命于她?难道“我”不是因渴求而浑身颤抖吗?
在极度的压榨之中,“我”开始了紧张的思索,也就是开始进行深层意识的活动。“我”朦胧地感到“我”必须死里逃生。也许这本来就是伊琳娜压迫“我”的目的?当然是!“我”阴险地爬动,人不知鬼不觉地摸索,终于发现了谜底:是他们两个要判“我”死刑。为了什么?为了“我”一心求生的背叛举动。那么死刑判决书意味着什么呢?他们是有意让这文件落到“我”手里的吗?如果是这样,那是否意味着“我”应该以更高超的阴谋来继续逃脱伊琳娜所代表的组织的惩罚?
密室里的这种离奇的创造活动,虽然自古以来就有过,但只有到了由卡夫卡开始的现代主义阶段,才变得如此紧张、严密,就如同千钧一发似的。在一个塞满了物质的世界里,精神如同蛇一样在细小的空隙里婉娫爬行,拼全力争抢生存的机会。对于艺术工作者来说,停止运动意味着立即死亡,而能量只能来自对自身的压榨。你越有能量,便越能体验生命的最高境界。
第五章
“眼下我最想读的小说,”柳德米拉解释说,“应当仅仅由讲述的欲望作为它的动力,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地讲,而不是努力将生活的哲学强加于你。它仅仅让你观察它本身的生长,就像一棵树,仿佛枝叶在纠缠……” [228]
柳德米拉追求的是根源性的阅读,她其实心底认为文学作品并无什么“结局”,她只想一本书接一本书地看下去,因为结局只存在于她的想象中。这个沉浸在自己感觉中的女人,不愿意书籍外的事破坏了她的美好感觉,她说她不愿意加入写书的行列,所以男读者只好自己一个人去出版社进行调查。然而柳德米拉自己也承认,在现代社会里,读书和写书的界线正在消失。这是因为无论是读还是写都正在演化为纯粹的创造行为,这样的创造天马行空,完全不需要任何规章约束,甚至根本不在乎自身是否属于文学,是否属于小说等等,也不要多少基本功的训练(此处令人想起博尔赫斯“胡乱归属”的本领)。看来,高级精神活动平民化的时代已经来临。谁能说柳德米拉的阅读是单纯的阅读,同创造无关呢?她不是用活生生的表演完成了辛梅里亚语教授的研究吗?
出版社是书籍的密林,在这里,各种知识交叉、嫁接,作者的身份杂乱而又暧昧不清。仿佛是从传说中的历史里面走出来的、“干瘪的、驼背的小老头”卡维达尼亚在这里负责作者与有关部门的协调工作。或者说,他的工作是帮助书籍顺利地产生。在新型写作者的眼中,表层的经验世界绝不是像从陈腐观念出发的人想象的那样清清楚楚。人的感觉世界是一个万分复杂、让人眼花缭乱的世界。规律隐藏在底层,写作者感觉不到。以往的经验对于一名写作者来说也没有什么帮助,因为每一次前进都得从虚无中奋起。于是处在这种境况中的人的最大的敌人便是对自身的怀疑。在出版社里,一拨又一拨的人来找卡维达尼亚,企图从他口中得出关于他们自己的感觉的证实,以确定他们的创造的价值。但卡维达尼亚毫无例外地给予他们否定的回答,让他们落入长久的惶惑之中。如果你要坚持写作,你就只好忍受。这就是卡维达尼亚向这些作者们揭示的规律——即,求证,被驳回,再求证,永无终止。
长期在这种地方工作,卡维达尼亚深通书籍方面的秘密。他告诉男读者说,这个庞大复杂的机构并不是有条不紊的,反而经常出问题。只要一个地方出点毛病,整个出版社就要陷入没完没了的混乱。卡维达尼亚博士在此讲述的是创造机制本身的状况。纯文学的写作永无现成规律可循,等待写作者的只是一波又一波的混乱的感觉浪潮,只有在浪潮里站稳了脚跟的人,书籍才会从他手中产生。而所谓规律,就是对于感觉的捕获,敏锐者才会出奇制胜。所以当“我”硬着头皮去追究探索时,卡维达尼亚总是给“我”一些模棱两可的回答。“我”不甘心,因为“我”抱着世俗的那种信念,认为一本正式出版的书,总是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作者,故事也应有线索可循的。可是“我”越追下去越感到茫然,却原来一部作品完全不是起源于某一个作家的玄想,那源头万分复杂,像是张冠李戴,又像是多次转译、多人创作的混合物。总之,那源头绝不是清清楚楚的,越查下去线索越乱。“骗子”马拉纳这样说:
“封面上作者的姓名有什么要紧的呢?让我们在思想上向前推进三千年吧,到那时,谁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书籍哪些会保存下来,谁又知道我们时代的哪些作家的名字会被记住?有些书仍旧很有名,可是会被当作无名氏的作品,就像我们今天对待吉加美士史诗那样;另外一些作家会一直很著名,但他们的著作却全然无存,就像苏格拉底的情形一样;也有可能所有幸存的作品全部归于某个独一无二的神秘的作者,例如荷马。” [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