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Alternative Memories（第2/4页）

这话把李孜气得够戗，她回了一句，“其实你根本不用费心夸我，我心里很清楚为什么突然要我接手这个案子。”

“为什么？”Ward脸上带着些笑意，看着她问。

“为了把我从那个制药公司的大案子里踢出来。”李孜耸耸肩回答，在Ward面前她总是懒得去掩饰，“我辞职了，他们不想让我继续接触那些保密文件，所以就把我塞到你这儿来，做这件无关紧要的Pro Bono〔1〕。”

“如果你觉得一条人命和四十年监禁都是无关紧要的，那我也无话可说了。”Ward打断她，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

“我不是那个意思……”李孜试图辩解。

但Ward却只是露出一个嘲弄的笑，纠正道：“这案子不是Pro Bono，被告的妻子可是花了大价钱请我的。”然后就不由分说地站起来，付了饭钱，走出去了。

从餐馆出来，他们拦下一辆出租车去切尔西见Han Yuan的妻子。一路上，Ward尽量简略地为李孜叙述了一下案情。

二○○九年八月二十三日，Han Yuan随芭蕾舞团到达巴黎。根据他同事的说法，他从第二天下午开始就有些不正常，独自一个人外出，排练时迟到，没人知道他去了哪儿。但他一直就是行事古怪的人，所以也没人去追究。

八月二十九日晚，Han登台演出，当天的剧目是乔治·巴兰钦的作品《珠宝》。据那场演出的导演回忆，Han在第二幕红宝石主题中错了三个拍子的舞步。台下的观众未必能看出其中的不同，但剧团里的人都知道出了纰漏。演出结束之后，导演曾找Han谈话，他只说了抱歉，没做任何解释。

第二天上午，也就是八月三十日，Han仍旧没能准时参加彩排。他的同事Lance Osler去旅馆房间找他，但他并投有跟Osler去剧场，而是朝和平路走过去。他在路上遇到Eli York，并尾随其进了一家婚礼用品商店。在那家店里，Han和Eli发生了争执。Osler赶到的时候，看到Han把Eli打倒在地，并威胁说：“如果她有什么事，我会杀了你。”商店的店员报了警，警察到场之后，Eli表示不想追究，所以两人只是做了笔录，并赔偿了商店的损失，就离开了。

离开那里之后，Han告诉Osler，那几天他一直在找一个人，他从前的女友，Eli York知道她在哪里，所以他会一直跟着Eli，直到找到她。

九月七日，芭蕾舞团按原定的计划搭乘美联航的航班返回纽约，但Han没去机场，也不在酒店，错过了那班飞机。根据法国航空公司的记录，他在当天下午另外购买了一张九月九日晚上飞纽约的机票，而Eli York早在八月三十日就预订了这个航班。

九月九日晚七点十分，Han和Eli乘坐的班机从巴黎戴高乐机场起飞，整个飞行时间约八小时，因为时差的关系，在纽约落地的时间是美国东海岸时间晚上九点十分。

约五十分钟之后，Eli York回到曼哈顿中城的住所。物业的监控录像显示，Eli进入大堂的时间是十点零五分，Han就跟在他身后。

九月十日凌晨一点三十五分，也就是差不多三个半小时之后，Han一个人离开了那里。

九月十一日，星期五，上午十一点，女佣从工作通道进入四十九楼E室做例行打扫，发现Eli York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已经死了，身边的茶几上放着一瓶打开的威士忌和两只玻璃杯。

尸检之后，法医认定死亡时间是九月十日凌晨，死因是超量服用抗抑郁药文拉法辛，饮酒加剧了药效。根据验尸报告，死者一次摄入了超过两千毫克的药物，由于文拉法辛本身是缓释胶囊，很有可能是吞食的时候弄碎了，或者是存心去掉外壳化在酒里服用的，药效在极短的时间内达到最大，导致昏迷、癫痫、呼吸抑制和心脏骤停。

一开始，经手这件案子的警察倾向于自杀或是误食致死，因为这些年吃抗抑郁药致死的事情不胜枚举。他们只是按照程序找死者的亲友来认尸，但Eli York离开美国很久了，似乎没有什么走得很近的亲友，最后只找到他在纽约的律师Guary Criton（格尔·克赖顿）。Criton听到Eli的死讯非常意外，他告诉警方，几天前刚刚收到Eli从巴黎发出的一份快件，是一份遗嘱，另外还附有一封短信，解释说自己受到死亡威胁，为以防万一，想交代一下身后的财产归属。在此之后，警方才开始朝谋杀方向展开侦查。

九月十四日，Han在他的住所被拘捕。警方调查结束之后，地区检察官根据几项关键证据同时对他提出了一级谋杀和二级谋杀的指控：

第一，Han曾公开威胁过Eli。

第二，Han对Osler说，他会跟着Eli，后来也的确为此更改了回纽约的航班。

第三点，可能是最致命的。导致Eli身亡的文拉法辛，Han从几年前就开始断断续续地服用这种抗抑郁药。一般情况下，他只能从医生那里拿到不超过一周剂量的处方，但这一次，因为他要在巴黎待两周，而文拉法辛在连续服用六周以上的情况下，一下子停药可能会带来一些副反应，所以，他的心理医生破例给了他两周的药量。按每天一片一百五十毫克来算，十四天刚好是两千一百毫克。

这个案子的预审是在去年的十二月，当时为Han辩护的是他丈人的家庭律师。此人是个有些名气的律师，谨慎且识时务，他认为检方的证据链完整充分，很难反驳，所以一开始就极力主张Han精神不正常，无须负上刑责，而应该被送去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他试图说服Han及其家人接受这样的安排，以后每年接受一次精神病患委员会的审查，如果委员会认为Han已康复，便可以重获自由，不留刑事案底。虽然Han的妻子一直坚信丈夫是无辜的，但是最终还是被说服了，而Han也带着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默认了这样的安排。鉴定结果却出乎他们的意料，控方传召的精神病专家并不认为Han有精神分裂症，反而认定他在案发时有完全的行为能力。那次法庭聆讯持续了两天有余，大陪审团确定检方有足够的证据要求Han接受审判。因为是重罪指控，法官驳回了保释申请，把初次庭审定在一月底，也就是说控辩双方有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收集并开示证据。于是，那个律师便又试图说服Han与检方达成协议，接受二级谋杀的指控，以免更长的刑期，将来还可以申请假释。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Han的妻子坚持要换掉那个律师，她找到Ward接手这件案子。按照Ward自己的说法，原因是他既不谨慎，也不识时务。

说到这里，他们乘坐的出租车刚好行至中城，Ward凑到窗边，透过冬日午后的阴雨薄雾，指给李孜看着远处两座紧挨在一起的银色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