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3（第2/27页）

按照定义，看与做是不一样的。

一个身处海平面45米以下的潜水员，他的氧氮水平由调节器控制，他被修长的湿衣紧紧包裹，脸上戴着面镜，双脚以稳定的节奏踢水，只能看到头灯照到的东西。他能感受深水的压力，需要尽量专注于自己的呼吸—先前机械而无意识的生理机能，现在需要慎重与努力才能做到。他要配重—真的是佩戴铅块—来维持身体的中性浮力，否则身体会浮上水面，这样会让肌肉紧张，感觉胸膛里的气不够呼吸用的。这一刻没有客厅，没有工作上的截止日期，没有必须盛装打扮去参加的约会。这一刻只与正在体验的现实相连。这才是，现实。

而格斯只不过是另一个坐在显示器前的人。即便如此，随着潜水员潜入载有死者的机械黑窟时，他还是发自肺腑地感觉到什么东西超出了他限定空间的现实，只能被形容为“惧怕”。

飞机的禁闭空间内更暗。连同机尾一道，在坠毁过程中丢失的还有后部的盥洗室和厨房，机身上有一段被挤压，是受到了冲击力的扭曲。在镜头的正前方，头灯的忽明忽暗中，前方潜水员的脚蹼在富有节奏地拍水移动。那名潜水员也戴着头盔，正是在那名潜水员模糊的光线中，开始出现第一个头盔，在它周围像光晕一样漂动的，是一团海藻般的头发。

头发只出现了一分钟，前方的潜水员就用身体挡住了它。在那一刻，每个观看屏幕的人都往右边侧身，想避开他。这是一个本能动作，理性的大脑知道是不可能的，但想看到被挡住的东西的愿望过于强烈，每个人都在统一侧身。

“走开。”梅伯里小声说。

“安静。”格斯打断他。

屏幕上，摄像头随着操作员的转头在摇摄。格斯看到机舱的木隔板已经碎裂，几处地方都有翘曲。一只鞋漂过去，一只孩子的球鞋。一个女人在格斯身后飞快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它们出现了，剩下五名乘客中的四具尸体，戴维·贝特曼，美琪·贝特曼，女儿瑞秋以及本·吉卜林，在徒然地浮动，想挣开加强的尼龙安全带，尸体都已肿胀。

保镖吉尔·巴鲁克的尸体不见踪影。

格斯闭上眼睛。

等他睁开眼时，摄像机已经经过乘客的尸体，在面对变暗的厨房。前方的潜水员转过身来，指着什么。摄像机操作员得往前游才能看到。

“那些是—那些小孔是什么？”梅伯里问，格斯也探身往前。摄像头靠得更近，放大门锁周围的一组小孔。

“看起来像—”一名工程师说，然后话音停住了。

弹孔。

摄像头拉得更近，借着水里的光线，格斯能辨认出六个弹孔，其中一个打飞了门锁。

有人朝驾驶舱门胡乱开枪，试图进入。

这些子弹打中飞行员了吗？所以飞机才会坠毁？

摄像头离开驾驶室门，移向右上方。

但格斯仍保持专注。有人打花了驾驶室门？是谁呢？他们闯进去了吗？

然后摄像头发现了什么，让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倒吸一口冷气。格斯往上看，见到詹姆斯·梅洛迪机长，他的尸体被压缩空气抵在前部厨房圆形天花板的袋状空间里，在反锁的驾驶舱门外。

詹姆斯 · 梅洛迪

1965年3月6日—2015年8月23日

他见过一次“20世纪杀人狂魔”查理·曼森，那是詹姆斯·梅洛迪的母亲讲的故事。“你才两岁，查理把你抱在腿上。”那是在1967年的加州威尼斯，詹姆斯的母亲达拉持过期旅行签证，从英格兰的康沃尔过来，她从1964年起就在这个国家了。“我和披头士一起来的，”她以前常说，“尽管他们是从利物浦来的，搭的是另一班飞机。”她现在住在西木区的一套公寓里。每次詹姆斯在大洛杉矶地区的任何一个机场做短暂停留时，像伯班克、安大略、长滩、圣塔莫尼卡等，都争取去看望她。

深更半夜，几杯雪莉酒下肚后，达拉有时会暗示查理·曼森是詹姆斯的生父。但这样的故事太多了，“罗伯特·肯尼迪在1964年的10月来到洛杉矶，我们在大使酒店的大堂相遇。”

詹姆斯已经学会不去理睬，到了50岁，他已经听天由命。不知道自己生父的真实身份也无妨，那只不过是生活中又一个伟大的奥秘。詹姆斯是神秘的信徒，但他不像他的母亲，她但凡遇见一个幻影般的意识形态，都会瞬间完全皈依。他是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方式去相信，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站不住脚的，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

作为一名飞行员，詹姆斯见识过天空的广阔。他在狂暴的天气中翱翔过，他与灾难之间没有别人，只有上帝。

爱因斯坦还说过这么一句话：“人类的精神越是进化，我就越是确定，通往真实虔诚的道路不在于对生活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以及盲目的信仰，而是对理性知识的争取。”

詹姆斯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忠实粉丝；一个前专利审查员，悟出了相对论。詹姆斯的母亲在乌烟瘴气的灵性学说中寻找生命奥秘的答案，詹姆斯则更倾向于认为，每个问题最终都可以用科学解答。举个例子，“为什么会有东西，而不是一无所有”这个问题，对唯心论者来说，答案就是上帝。但詹姆斯更感兴趣的是宇宙的理性蓝图，小至亚原子的层面。成为一名飞行员需要高等数学知识与科学理解，成为一名宇航员（詹姆斯以前幻想的职业）更是需要这些。

在中途停留期间，詹姆斯·梅洛迪总是在读书。他会坐在亚利桑那州酒店的泳池旁，翻阅着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的书；或者在柏林夜店的吧台吃饭，一边读着社科文献，比如《魔鬼经济学》。他收集事实与细节。事实上，这就是此时他正在西木区的餐厅里做的事情，一边读《经济学人》，一边等他的母亲。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8月清晨，室外28摄氏度，东南风时速16千米。詹姆斯正坐着喝加冰含羞草鸡尾酒，读着一篇文章，关于以色列约旦河西岸的一座农场诞生出的一头红色母牛。这头母牛的诞生让犹太教徒和原教旨主义基督徒都哗然了，因为《旧约》和《新约》都告诉我们，只有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上建成第三圣殿，新的救世主才会出现。而且众所周知，只有用红色母牛的骨灰净化土地之后，才能开始建第三圣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