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海市蜃楼（第2/5页）

彼得斯点了点头。“基沃告诉我说，你是个骄傲的男人。”他冷静地说。接着又认真地加了一句：“不然的话，有谁会打一个卖杂货的呢？”

利玛斯猜他是俄国人，但不能确定。他英语说得非常好，并且有着文明社会中常有的修养和习惯。

他们在桌边坐下。

“基沃对你说，我会付钱给你的，是吗？”彼得斯问。

“是的，一万五千镑，在波恩的银行里提取。”

“没错。”

“他说你在今后的一年里，可以继续问一些问题，”利玛斯说，“如果我配合的话，你再付我五千块。”

彼得斯点了点头。

“我不接受这个条件，”利玛斯接着说，“你我都明白，那是没法做到的。我拿到一万五千块后，我们就两清了。你们的人对叛徒不留情，我们这边的人同样毫不客气。你们按我提供的情报去收网抓人的时候，我可不想坐着等死。他们也不是傻瓜，他们知道要找谁算账。你我都清楚，他们应该已经有所察觉了。”

彼得斯点头说：“当然了，你也可以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愿意吗？”

“住到你们那边去？”

“是的。”

利玛斯摇了摇头，接着说：“我想你们的初审需要三天时间，然后再回头谈论细节问题，对吗？”

“那也不一定。”彼得斯回答说。

利玛斯感兴趣地看着对方。

“我明白了，”他说，“你们派专家来了，要么是莫斯科派人来了？”

彼得斯不说话，只是看着利玛斯，让他表演。最后才拿起面前的铅笔说：“我们从你战时经历开始，可以吗？”

利玛斯耸了耸肩。“随便你。”

“好，那我们就从你战时的经历说起。你说吧。”

“我1939年进技工学校学习。快毕业的时候，看到招收懂外语的人担任海外特别任务的告示。因为我懂荷兰语和德语，法语也不错，加上我那时已经厌倦了烧电焊，于是就报了名。我对荷兰很熟，我父亲曾在莱顿从事机械工具业务，我在荷兰生活过九年。通过常规的面试之后，我被送到牛津附近的一所学校，学习那些常用的鬼把戏。”

“那所学校的负责人是谁？”

“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后来认识斯帝德—俄斯佩里，才知道学校由他和一个叫费尔丁的牛津学者共同管理。1941年我被派到荷兰，在那里工作了将近两年。那段时间，我们损失的特工很多，常常来不及补充人员，斗争非常残酷。荷兰是个很难开展间谍活动的国家，它几乎没有什么偏远的地方，很难找到隐秘的地方做活动基地或架设电台。我们那时候一直没有固定的居所，经常换地方，工作得非常艰难。我1943年离开荷兰，回英国待了几个月。然后又被派到挪威。比较起来，挪威的工作环境要好多了。1945年的时候，他们让我退役，我于是又回到荷兰帮我父亲打点生意。因为生意不好，我和一个老朋友去布里斯托开了一家旅行社。那家旅行社经营了十八个月就被卖掉了。不久，我收到‘组织’的一封信，问我愿不愿意重新工作。那时候我不想再做特工了，就回复他们说要考虑考虑。我在仑迪岛租了一间房子，在岛上住了一年，吃了很多好东西。后来我厌倦了岛上的生活，就给他们写信。1949年年底，我又成为正式的组织成员。当然了，他们不连续算我的服务年限，这样我的养老金就少了，他们是成心整我。我说得是不是太快了？”

“没有。”彼得斯说着给他加了一些威士忌。“我们以后还会再谈细节问题，如名字和日期等。”

有人敲门，那位妇人送来了午饭。饭菜的量很大，有冷肉、面包和汤。彼得斯把记录纸推到一边，两人无言地吃了起来。审讯才刚刚开始。

餐具收走后，彼得斯说：“你后来又回圆场工作了，是吧。”

“是的。他们让我先做了一段时间的案头工作，处理报告、评估铁幕国家的军事力量、收集有关资料等。”

“你在哪个部门？”

“四处。从1950年2月到1951年5月在那里工作。”

“你的同事有哪些人？”

“彼得·吉勒姆，拜伦·德·格雷，乔治·史迈利。史迈利在1951年年初离开我们去了反间谍部门。1951年5月，我被派到柏林担任地区副主管，负责所有的特别行动。”

“你手下有哪些人？”彼得斯记录的速度很快，利玛斯猜他用了特别的速记方法记录。

“哈克特、萨罗和德·扬。德·扬在1959年死于交通事故。我们曾怀疑他是被谋杀的，可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他们都有各自的组织网络，我是总负责。你要这方面的细节吗？”他淡淡地问了一句。

“当然要，不过不是现在。你接着说。”

“1954年下半年，我们在柏林捕到了一条大‘鱼’：佛里兹·费格。他是东德国防部的第二号人物。在那之前的工作很艰难，但在那年11月我们和佛里兹搭上了。他和我们的关系持续了两年整，直到有一天他永远地消失了。我听说他死在了监狱里。那后面的三年，我们没有找到什么可以与他媲美的人。到了1959年，卡尔·雷迈克出现了。卡尔在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他是我见到的最优秀的间谍。”

“他已经死了。”彼得斯说。

利玛斯的脸上似是露出了一丝羞愧的神情。

“他被枪杀的时候我在场，”他低声说，“在那之前，他的女人过来了。他把一切都告诉了那个女人—她知道他那该死组织的全部情况。他不出事才怪。”

“我们以后再谈柏林的事。先说这个。卡尔死了以后你飞回了伦敦。你剩下的职业生涯都是在伦敦度过的吗？”

“是的，尽管已经算不上什么了。”

“你在伦敦做了什么工作？”

“在资金调配部，主要是监督特工的酬劳发放，为海外的秘密特工行动提供资金。是些小孩子都能干的工作，只要按指示签发汇票就行了。就是保密工作有点麻烦。”

“你们直接和那些特工联系吗？”

“那怎么可以。国外的‘线人’先提出资金要求，经上头批准后转给我们，再由我们进行支付。通常情况下，我们把钱汇到潜伏特工所在国家的一家外国银行，再由‘线人’提款后交给间谍。”

“间谍用什么标志？用假名？”

“用数字。圆场给他们都指定了代号，数字前面加一个字母。卡尔的代号是A-1。”

利玛斯出汗了。彼得斯冷静地看着他，像个职业赌徒打量着他的对手一样：利玛斯还有多少价值？什么能够使他屈服、害怕，什么能吸引他，什么是他所痛恨的。最重要的还是他知道些什么。他会不会把最有价值的情报放到最后说，等着卖个好价钱？不过彼得斯没有那样认为，他觉得利玛斯现在已经稳不住了。他是一个跟自己过不去的人，一个选择了背叛过去的人。对此，彼得斯并不觉得奇怪，他有这样的经验：他见过一夜之间完全改变信仰的人，见过经过内心挣扎背叛自己事业、家庭和祖国的人。那些人就算认为他们找到了新的信仰或希望，还是摆脱不了背叛行为给他们留下的阴影。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即使费尽全力保守住了部分最高机密，他们还是会感受到背叛的耻辱。就像过去那些背叛基督教的人也不敢烧十字架一样，叛节者常常在主客观之间摇摆不定。而彼得斯作为经手人，必须在给予安抚的同时，摧毁叛节者的自尊心。他们双方对这种事都有清醒的认识，利玛斯也说过要和他公事公办，因为利玛斯的自尊心让他必须这么做。彼得斯也了解，利玛斯不会全说真话。他会有意地隐瞒一些情况，那也是一种欺骗。这都是他的自尊心或职业习惯在作祟。他必须让利玛斯把情报一点一点全提供出来，要让他知道，隐瞒情报会损害他自己的利益。利玛斯会有选择地提供情报，而彼得斯要的是毫无保留的坦白。利玛斯有能力预见彼得斯需要的情报内容，他有意隐瞒的一些细节，很可能对彼得斯来说就十分重要。在这场挑战中，彼得斯还要考虑到对手是酒鬼，因而更具有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