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特别法庭(第2/4页)

“真相是这样的:蒙特那时已经被英国机构逮捕,在他短暂的关押期间,对方给他两条路选择。要么在帝国主义的监狱里坐几年牢,事业全完蛋;要么让蒙特戏剧性地回到他自己的国家,让他出色地完成工作。当然了,选择英国方面第二条路的条件就是必须给他们提供情报,同时英国会支付给他大笔的金钱。一边是胡萝卜,一边是大棒,蒙特在威胁利诱下叛变了。

“而现在英国人想的是让蒙特继续在职位上更上一层楼。蒙特这些年来清除的那些不重要的西方间谍,可能是他的帝国主义主子所安排的:牺牲一些不重要的特务,从而保证蒙特获得往上爬的资本。这一点我们尽管还无法最后确认,可这样想也完全合情合理。

“从1960年开始,也就是蒙特同志担任‘部门’的反间谍处处长的那一年,从世界各地的情报都提示我们,内部高层潜伏着一个间谍。大家知道卡尔·雷迈克是名间谍,当他被清除后我们都松了口气,认为没问题了。可问题仍然存在。

“在1960年下半年,我们以前发展的一名情报员在黎巴嫩结识了一个据说和英国特工部门有关系的英国人。那人给了英国人一整套我们‘部门’的机构资料,是他曾工作过的那两个处室的资料。当那些情报被送给伦敦方面后,伦敦方面拒绝接受。那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英国方面不要那类资料是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有人向伦敦方面提供了我们‘部门’的最新资料。

“从1960年年中开始,我们就大规模地损失去海外工作的情报员。他们常常刚被派到国外仅几周时间,就被捕了。有时敌人也试图策反我们的情报人员,但次数不多,好像他们并不是很热衷于此。

“到了1961年年初,如果我时间记得没错的话,我们交了次好运。我们通过某种方式,获得了英国情报机关掌握的有关我们‘部门’的资料。那些资料非常完整和准确,而且还是最新的资料。这使我们很吃惊。我把那些资料给蒙特看过,因为他是我的领导。他那时对我说,他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他现在手里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让我不要干扰他在这方面的工作安排。我承认,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开始隐约感到蒙特可能就是那个出卖情报的人。还有其他一些迹象……

“不用说,人们很难去怀疑我们反间谍部门的首脑会是敌人的间谍。这个想法是如此惊人,如此的具有戏剧性,真的让人难以相信,更不用说站出来揭露了。我承认,我当时也非常不愿意看到真有这种事发生。可事实就是事实。

“同志们,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证人。我建议现在带证人作证。”他转过身来,面向房间后部说,“把利玛斯带到前面来。”

坐在他两边的卫兵站起身来,利玛斯从长凳之间挪到了房间中央的过道上。中间的过道也仅有两英尺宽。一名卫兵让他面对主席台站着,离费德勒站的地方也就六英尺的距离。法庭主持人首先对他问话。

“证人,报上你的姓名。”她说。

“阿历克·利玛斯。”

“年龄?”

“五十。”

“结婚了吗?”

“单身。”

“可你结过婚。”

“我现在是单身。”

“你的职业?”

“助理图书馆员。”

费德勒气愤地插话。“你以前是英国特工人员,不是吗?”问得直截了当。

“是的。一年前是的。”

“法庭已经阅读了对你的审讯记录,”费德勒接着说,“我要你把去年五月某天,你和彼得·吉勒姆的谈话内容告诉大家。”

“你是说我们谈论蒙特的那些话?”

“是的。”

“我告诉过你了。那是在伦敦圆场,我在走廊上碰到彼得。我知道他正在处理芬南那件案子,就问他乔治·史迈利的情况。后来我们谈到死去的丢特·弗雷,还有与之有牵连的蒙特。彼得那时说,他认为曼斯顿—当时的案件负责人—并没有真的要抓蒙特。”

“你认为那意味着什么吗?”费德勒问。

“我知道曼斯顿把芬南的案子搞得一团糟。我估计他不想让蒙特受审是因为他怕自己在工作中的失职被人知晓。”

“如果蒙特被抓,会对他进行审判吗?”主持人插话问道。

“就要看是什么人抓他了。如果警察抓住了他,就会上报给内务部。那他就一定会被审判,肯定的事情。”

“如果是你们情报部门抓住他呢?”费德勒问。

“哦,那就不同了。我们估计他们在进行审讯后,会用他来交换被你们抓住的人。也可能会打发掉他。”

“打发是什么意思?”

“处理掉他。”

“就是干掉他?”现在都是费德勒在发问了,法庭人员则在不停地记录。

“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我从来没有干过那种事。”

“他们不会对他进行策反吗?”

“会,但没有成功。”

“你怎么知道没有成功?”

“哦,天哪,我已经对你说过很多遍了。不要老是问我同样的问题……我当了四年的柏林站站长。如果蒙特成了我们的人,我肯定会知道的。我不可能不知道。”

“很好。”

费德勒似乎对这样的回答很满意,不过,他心里明白,法庭上的其他人未必满意。他开始把重点转到“滚石”行动上来,又让利玛斯听了一遍那些情况:行动文件的传阅采取了特别的保密措施,给哥本哈根和赫尔辛基的银行寄信,利玛斯收到的一封回信。费德勒对着法庭,又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

“我们没有从赫尔辛基银行得到回信,其原因不明。不过请允许我再详细说明一下。利玛斯在6月15日把钱存进了哥本哈根的银行。在你们手上的材料中有一份复印件,就是皇家北欧银行给罗伯特·朗的回信。罗伯特·朗是利玛斯在那家银行开存款账户时用的假名。从这封信中(在材料的第十二页),大家可以看到当时的存款数目是一万美元,在存入后一周被账户共同开户人取走。我们这样设想一下,”费德勒把大家的目光引向坐在前排一动不动的蒙特,继续说,“被告也不否认6月21日他就在哥本哈根,名义上是执行‘部门’的秘密行动。”他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

“利玛斯去赫尔辛基是他第二次出国去存钱,具体时间是9月24日。”他提高声调,转身直视蒙特。“而就在10月3日,蒙特同志秘密地去了一趟芬兰,还是以替‘部门’办事的名义去的。”法庭上一片寂静。费德勒过了一会儿,慢慢地转身面对法庭。他压低嗓音,用明显的威胁口吻问道:“你认为这些都是巧合吗?好,那我就再提醒你一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