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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起他曾经告诉过她，他去西伯利亚的一处停尸间参观的事情。那是一个处理死人的工厂，就坐落在他曾工作过的一个鬼城里。他告诉她尸体都是从一个槽里出来，被人放在旋转台上，男女杂陈，然后就是冲洗，贴标签，再由一位夜间在那儿工作的老妇把他们身上所有的金子剥下来。死之为奥秘，与其他的奥秘没有什么两样。所谓奥秘，是一次只给一个人看的东西。

你为什么总是要拿死亡的意义来教育我？她曾经带着厌恶的心情这样质问他。而他的答案居然是：因为你曾经教过我怎么活。

他曾经说过：这部电话是全苏最安全的一部电话。即使在我们这些情报机构里的那些丧心病狂之人，也不会想到要窃听医院急诊室里没人用过的电话。

她记起了他们在莫斯科最后一次晤面。那次是那一年冬天最冷的一天。他从一个鸟不拉屎的穷乡僻壤的车站搭火车远道而来。他没有买票，搭的是末等舱。他像别人一样，塞了十个卢布在那位列车长的手中，就这么一路坐了来。他曾经说过：我们这些个堂而皇之的人民公仆们，这些日子都变得中产阶级起来了，连怎么跟工人相处都不知道了。她曾经想像他那一副流浪汉的模样，穿着厚厚的内衣，躺在原本是放行李用的顶层卧铺上，听着老烟枪们的咳嗽声和老酒鬼们的满腹牢骚。车厢里的气氛加上从热水器中漏出来的水蒸气，让他都快窒息了。不过，尽管双目所及尽是令他毛骨悚然的景象，他也从来只字未提。那种景象，会是什么样的地狱啊！她想着，难道说，还得被你自己一手所创造的东西给折磨吗？你要知道，你的功业越大，人类的灾祸就越深。

她看到自己和其他数以千计的人一样，风餐露宿在卡山斯基的火车站，守候在昏暗的日光灯底下，翘首期盼着他的到来。有人谣传，说这班火车脱班了，脱轨了，甚至被取消了。浓密的雪越发下得大了。那班火车到了，也再没有发动过。我再也不用花这么多的脑筋去想那么多的谎话。车站的管理人员把甲醛倒在厕所里，整个大厅都充满了难闻的气味。她戴着弗洛狄亚的毛皮帽，因为戴起这顶帽子，脸上大部分都会被遮住。她的马海毛披肩覆盖住她的下颚，而身体的其他部分则包在羊皮大衣里。她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有过这么强的欲望——那是一次隐藏在皮毛衣服底下的热和饥渴。

就在他走下火车，踏着烂泥迎向她时，她的身体又僵又狼狈地挺立在那儿，就像个男孩。当她在拥挤的地铁里站到他身旁时，他一贴向她，她就几乎想大叫出来。她向亚历山德拉借了公寓用。亚历山德拉和她的先生一起到乌克兰去了。她把前门打开，让他走在前面。有时候，他好像是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或者，反正都是她在计划的，所以他也就不管这么多了。有时候，她很怕碰触他，因为他很脆弱。但今天则不然。今天她撞他，用尽所有的气力去抓他，丝毫顾不得技巧和温柔地把他拉过来，为的只是要惩罚他让她数月以来尝尽了相思的苦楚。

而他呢？他抱着她，就像过去她的父亲抱她一样，他的腰丝毫没有接触到她，而他的肩膀居然还能保持着稳定。就在她推开他的那一刹那，她知道他把所受苦难都埋到她体内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你是我惟一的信心，他一边用紧闭的嘴唇亲着她的眉毛，一边轻声说道。卡佳，我现在要告诉你我决定要做的，你要用心地听。

那位农妇跪在地上，轻抚着她的圣像，先把它压在胸前，又把它放到嘴边。卡佳不得不越过她走到通道上去。一位穿着皮夹克，脸色苍白的年轻人已经坐在长椅的那一端。他的一只手臂缩进了衬衫里去。她想他的手大概是断了。他的头向前倾着，就在她经过他的时候，她注意到他的鼻梁也断了，不过却已治愈了。

那个放电话的小房间黑漆漆一片。一只破掉的电灯泡无用地挂在那儿。一个很大的木制柜台挡住她去那个小房间的路。她努力想把盖子打开，但发现它实在太重了，于是只好钻了过去。她站在空空的衣架和没有被拿走的帽子之间。那个柱子现在距离她只有一尺。有一个牌子，上面用手写着“不找零”，而她也只有借着那一扇开开关关的门才能看到这牌子上的字。电话还是像往常一样，放在它原来放的地方，但是当她走到它面前的时候，她却几乎无法在黑暗里看到它。

她瞪着它看了看，希望它会响起来，她的恐惧感已经消逝了，她又变得稳重。你在哪里？她在心中这么喊着。是在你的那些邮递号码中的一个呢，还是在你的地图上所画的那些点里的某一个点呢？哈萨克吗？在中伏尔加河区吗？还是在乌拉尔山？她知道这些地方他都去过。在过去，她能凭肤色判断他是否在户外工作过。有几次，他看起来好像是在地底下待过几个月的样子。你和你那可怕的罪恶感都跑到哪儿去了？她在心中想着。你和你那让人听起来都觉得毛骨悚然的决定又到哪里去了？在一个小镇二十四小时营业的电报局吗？她想像他是被捕了。她有时会这么想，想像着他双手被绑，关在一间小屋中，面色苍白。他们把他拴在一个木马上，不断地鞭打他，而他一动也不动。电话铃响了。她拿起了话筒，听到一个没有抑扬顿挫的声音。

“我是皮雅特。”他说。这是他们之间的暗号，是特意用来保护他们的。如果我落在他们手中，而他们又逼我打电话给你的话，我就告诉他们另一个名字，这样你好躲起来。

“我是阿里娜。”她答道。连她自己都觉奇怪，她居然还讲得出话来，这一瞬间过了之后，她就什么也不再担心了。他还活着。他没有被捕。他们没有打他。他们还没有把他拴在木马上。她觉得懒懒的，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他还活着，他正在对她说话。这是事实，不是情感，他的声音起先很遥远，并且只有一半像他的声音。来来回回地诉说，只有事实。告诉他，我谢谢他亲自到莫斯科来。告诉他，他的作为像是一个有理性的人。我很好，你好吗？

她把电话挂了。她太虚弱，不能再多说了。她回到那一间演讲厅，和大伙一起坐在椅子上。她深呼吸着，心中知道没有人会来管她的。

那个穿着皮夹克的男孩仍然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她又注意到他那弯弯的鼻子了。她再一次想起了巴雷，并且很感谢他的存在。

他穿着衬衫躺在床上。他的卧房是从一间大寝室辟出来的一间房，不但空气不流通，而且还充斥着每一间苏联旅馆都会有的水龙头交响曲：从水龙头滴出来的水不断地滴答流着，流到那间小浴室的水槽里，再加上那个无时不在痉挛的冰箱所发出的呻吟声。他正从一个漱口杯里面吸着威士忌，假装在那无用的床头灯下阅读。电话就在他的肘边，旁边放着他记事的笔记本。电话无论有没有挂在架子上，都可能是“活”的，奈德一再地警告过他。但是这部电话不会，巴雷想。就像已绝迹的渡渡鸟一样的死绝，除非她打电话来，否则这电话就是死的。他正在读马尔克斯的精彩小说，但是书的印刷之差，对他来讲，就像是有刺的铁丝网一样；他被这差劲的印刷给搞得头昏脑涨，非得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