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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瑞。”

已经过了一小时，但潘戴尔魂不守舍，无法回家，所以来到裁剪室，与他的晚宴外套和巴赫为伴。

“哈瑞。”

这是他们第一次上床的时候，露伊莎呼唤他的声音。他们真的上床，而不只是手指舌头交缠，一面侧耳倾听她父母亲看完电影、开车回来的声音。他们赤裸裸躺在哈瑞在卡利多尼亚那间简陋阁楼公寓的床上。那时哈瑞白天替一个名叫阿尔托的很精明的叙利亚服装商人卖成衣，晚上则在公寓里做裁缝。他们的第一次努力并不太成功，两人都很害羞，也都很晚熟，有太多的家族幽灵让他们却步不前。

“哈瑞。”

“嗯，亲爱的。”对他们两人来说，“亲爱的”从来就不是能自然说出口的一句话。最初如此，现在亦然。

“布瑞斯维特先生给了你第一次机会，把你带回他家，供你读夜校，让你远离你那个邪恶的班尼叔叔。我支持他，不论他是不是还在世。”

“很高兴你这样想，亲爱的。”

“你应该纪念他，尊敬他。等我们的孩子长大时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一个善良的撒马利亚人如何拯救一个小孤儿的命运。”

“露伊莎，在认识你父亲之前，布瑞斯维特先生是我认识的惟一一位有道德的人。”潘戴尔也热忱回复她。

而且我是真心的哪，露！潘戴尔在心中狂热地恳求她，一边在左袖肩上合拢剪刀。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会成真，只要你编得够努力，只要你是为你所爱的人而编！

“我会告诉她。”随着巴赫的音乐把他托上真实无虚的完美境界，潘戴尔高声宣布。在自我放纵的恐怖瞬间，他认真思考过要抛开赖以安身立命的所有智谋箴言，对他的终身伴侣告解全部罪孽。或接近全部。最低门槛。

露伊莎，我有事要告诉你，老实说，会造成一点打击。你知道，我并不是一个严守教规的犹太人。其实在其他很多方面，我也希望我做得更好，如果所有的事情都能更公平一点的话。根本词不达意，他想。除了为班尼叔叔所做的那一次，我这辈子从来就没告解过任何事。我该在哪里停止？她何时才会再相信我？相信任何事？惊恐的他在想像中描绘宣战晚会的情景。就像露伊莎的一堂“坚信耶稣”课，不过是穿着正式服装，所有用人都被赶出屋子，家庭成员手牵手围绕在桌边。露伊莎背挺得僵直，嘴抿着恐惧，因为丑恶的事实令她惊惧，比我犹有过之。上一次是马克招认在校门门柱上写脏话；再上一次是汉娜把一罐快干漆倒进水槽，作为对一个女佣的报复。

但今天是我们的哈瑞坐在电椅上，对他心爱的孩子们解释，爸爸在与妈妈的整个婚姻生活，以及孩子们长得够大、可以听他讲话的所有时间里，对于我们那位伟大的家庭英雄与模范人物——并不存在的布瑞斯维特先生（愿他的灵魂安息），吹了一些天花乱坠的牛皮。你们的父亲以及你的丈夫，非但不是布瑞斯维特先生最钟爱的儿子，而且还花了九百一十二个白天与黑夜，在女王陛下惩戒所里深造砌砖技术。

作好决定了。晚点儿再告诉你们，再晚一点。晚到像是进入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一个没有说服力的人生。

潘戴尔猛地踩住他那辆四轮驱动越野车，离前面的车只有一尺之遥，等待后面那辆车撞上他，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发生。我怎么会在这儿？他很纳闷。也许那辆车撞了我，我死了。我一定是在不知不觉中锁上铺子的。然后他记起先前剪裁那件晚宴外套，还把已完成的部分平放在工作台上仔细端详，他常常这么做：中途放下活计，大略地摆弄一下，俨然半个人形就出来了。

墨黑的雨点打在引擎盖上。一辆卡车打横在他前面五十码处，轮胎像两团牛屎滚落在路上。透过雨幕，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一排排要去参战或想逃离战场的阻塞车辆。他打开收音机，但在电闪雷击中什么也听不见。雨打在热锡屋顶上。我永远在这里。被丢进大牢。在子宫里。坐困牢房。关掉引擎，关掉空调。等待。煎熬。大汗淋漓。又一阵雷击。躲在座椅下。

他大汗淋漓，和雨一样大。流水在脚下哗哗淌过，潘戴尔随波漂流，逆流或顺流。早已埋在六尺之下的全部往事，猛然袭来：他的人生，那个没删剪、没消毒、没有布瑞斯维特的版本，从降生的奇迹开始，到他在牢里与班尼叔叔的关系，直到十三年前的“绝无赎罪之日”，他在名义上已撤销的运河区，修葺整齐的白人草地上，对露伊莎创造了他自己，那时星条旗在她老爸的烤肉烟雾里飘扬，乐队演奏着希望与荣耀，黑人在铁丝网外张望。

他看见他拒绝回忆的孤儿院，以及他的班尼叔叔戴着汉堡帽，牵着他的手，带他离开。他以前没见过汉堡帽，而且他怀疑班尼叔叔是不是神。看见白教堂区湿漉漉的灰色铺路石在脚下颠簸，他推着满满一车摇摇晃晃的衣服，穿过喇叭乱响的车阵，到班尼叔叔的仓库去。他看见十二年之后的自己，其实还是同一个孩子，只是体型更大，入迷地站在同一座仓库的橘色烟柱里，一排排夏季连衣裙宛如殉道的修女，火焰吞噬着她们的双脚。

他看见班尼叔叔把手拢在嘴边大叫，“快跑，哈瑞小子，蠢蛋，你的想像力到哪儿去了？”同时伴随着铃响，以及班尼匆忙离开的杂沓脚步声。而他自己陷在流沙里，手脚都无法动弹。他看见蓝色制服朝他走来，抓住他，拖他进厢型车，那个和善的警察拿起空的石蜡罐，像任何一位高尚父亲一样微笑。“这会不会是你的，海密先生，或者只是碰巧在你手里呢？”

“我的脚动不了，”潘戴尔对那位和善的警察解释，“黏住了，像被钳子还是什么的夹住了。我应该要跑开的，可是我动不了。”

“别担心，孩子，我们马上就会弄清楚。”那个和善的警察说。

他看见瘦骨嶙峋的他在警局牢房里，脱得精光，站在砖墙边。夜晚又长又慢，蓝制服轮流进来揍他，和揍玛塔的情形一样，只是他们更谨慎，肚子里也装了更多啤酒。而那个和善的警察果真是高尚的父亲，催他们动手。直到水淹过他，他灭顶了。

雨停了。什么都没发生。车辆闪起亮光，每个人都很高兴可以回家了。潘戴尔累得要死，发动引擎，缓缓前行，把胳膊搭在方向盘上。留意危险的残骸。开始微笑，听班尼叔叔的话。

“那是爆发啊，哈瑞小子，”班尼叔叔老泪纵横，低声说着，“欲望爆发啊。”

如果不是每周一次的探监，班尼叔叔绝不会和潘戴尔有如此亲近的血缘关系。但是看见侄子穿着口袋上缝了名字的褶皱粗布衣裳，聚精会神坐在他面前，每每令班尼叔叔充满罪恶感的心难以忍受——无论露丝婶婶让他带来多少奶酪蛋糕和书，也无论有多少次，班尼叔叔哽咽道谢，让潘戴尔无论如何都要保持信心。他的意思是，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