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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是个语言天才，他很快就学会了当地土著的语言。在土著教徒的帮助下，他烧制砖头，用他亲“脚”踩好的红泥黏合砖头，在山坡挖沟，在香蕉林里建厕所。接下来他开始盖各种房子，先是教堂，然后是带有双子钟楼的教会学校，接着是圣母玛利亚诊所，再后来他又挖鱼塘，开垦果园与菜园。基伍是天赐宝地，拥有各种珍贵物产，无论是木薯、番木瓜、玉米、大豆、奎宁，还是在世上任何一家酒吧里都吃不到的基伍湖野生草莓，应有尽有。在这里，先父展示了他可以媲美农民的看家本领。这些都完工之后他才建了那间传教所，传教所后面则是一栋供教仆们居住的砖房，房子低矮，窗户很小却又离地很高。

上帝作证，先父曾艰苦跋涉数百公里到边远的部落与矿区传教。每当有机会，他就会往他日益扩大的语言宝库里添加一门新的语言。直到有一天，他回到传教所，竟发现他的牧师同事们逃命去了，奶牛、山羊和鸡被偷光了，学校和传教所被夷为平地，诊所被洗劫一空，护士们被伤害至残、被强奸、被杀害，而他本人也沦为恐怖的辛巴组织最后那群乌合之众的阶下囚。辛巴组织是一群受错误思想指导的叛乱分子，更是一群凶残成性的暴徒，数年前才被政府消灭。他们的惟一目标就是杀死和伤害所有受到注意的殖民主义的代表，可能是他们自己认定的人，也可能是尚武的远祖们所指向的任何人。

辛巴组织确实有一条基本原则：严禁伤害白人牧师，因为他们害怕这样做会冒犯保佑他们免受流弹伤害的达瓦神。但是，先父被囚之后，抓他的那些人很快就抛开了这种保留做法，因为他们认为，既然先父能够同他们一样流利地讲他们的语言，那么他肯定就是一个伪装成白人的黑人恶魔。关于先父被囚期间如何坚韧不屈，民间后来流传着许多鼓舞人心的传说。他们不停地鞭打先父，想使他的“魔鬼肤色”显露出来。他们既严刑拷打他，也强迫他看其他人被拷打，但先父坚信福音一定会到来，也恳求上帝原谅折磨他的那些人。只要有可能，他就走到狱友中间，施行圣餐礼。但圣教会再怎么也没能料到这些折磨对他产生的叠加影响。我们受教的理论是：肉体之痛苦反而能促使灵魂战胜肉体之诱惑。但是，这条教诲并非仅仅不适用于先母，它同样不适用于先父。他在被释后数月内的所作所为就已经证明了这种权宜推测的缺陷：

儿子，如果你觉得确实有神予的旨意，先父临终前向我透露，那也只能在狱室里的那根鞭笞柱上找到。我惟一不能忍受的折磨就是想到自己可能还没得到女人的身体抚慰就要死去。那时他讲着一口有趣的爱尔兰土腔英语，以防他的牧师同事趴在地板上偷听。

先母生下我的后果对她来说既不公平，也很残酷。在先父的催促之下，她动身返回娘家，想在她的家族和部落里生下我。但是，当时的刚果——蒙博托将军坚持称呼这个地方为“扎伊尔”——正处在动乱时期。扎伊尔政府以正宗当局的名义，将外国牧师驱逐出境，罪名是为婴儿洗礼及取西方式的姓名，同时禁止学校讲授耶稣基督的生平，并宣布圣诞节是正常工作日。因此，毫不奇怪，先母娘家村落的老人反对她为白人传教士生养私生子，如果这个私生子在他们村里降生，惩罚就要落到先母身上。于是，他们就把麻烦送回到引发麻烦的地方去。但是，同先母村里的那些老人一样，传教士也不乐意接收我们。他们转而把先母送往远处的一所女修道院。先母到那里之后三个小时，我就出生了。加尔默罗会的修女们照顾了我们三个月，她们的爱是严厉的，先母受不了。先母想到修女们比她自己更能为我提供一个美好的未来，便委托她们照顾我，自己则在夜深人静时从浴室屋顶偷偷离开，悄悄地回到她的家人当中。但几周之后，他们就全部被一个异族部落屠杀了，其中包括我的外祖父、舅舅、表兄、远房姨妈以及我的同母异父兄长或是姐姐。

我曾向先父追问先母的细节，以便在心中勾画出她的形象，使她能够成为我以后人生的精神支柱。儿子，你妈妈是一个村落头人的女儿。当时，先父泪水朦胧地低声说道，我住在他家里。你妈妈给我们做饭，还送水让我洗漱。正是她的慷慨大方征服了我。讲这些时父亲已经远离了布道坛，对于口头弄玄也毫无兴趣。但这段记忆却又引发父亲憋在心里的说话冲动：儿子，有那么一天，你会长得跟别人一般高，一样帅，上帝的尤物。他们怎么也不能说你出生在罪孽中。你是出生在情爱之中啊。我的儿子！罪孽无从谈起，但恨却不是没有的！

圣教会对先父的惩罚不如先母受到的惩罚那么严酷，但也很严厉。他在马德里城外的一所耶稣会宗教裁判所里被囚禁了一年，又在法国马赛的一处贫民窟当了两年的工人牧师，之后才回到他爱得如此不顾一切的刚果。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做到的，很可能连上帝也不知道，但在他变得铁石心肠之后的某个时候，他说服原先照管我的那所天主教孤儿院把我交给他抚养。从那以后，混血儿私生子萨尔沃就追随在他身后，由他特意挑选的又老又丑的仆人们照顾。他先是让我假扮他一个已逝叔叔的后代，然后又扮作他的侍僧与助祭。直到我十岁生日那个宿命的夜晚，他意识到随着我的成长他自己也将老逝，于是向我倾吐了他极其人性化的内心情感，也就是我前面讲过的那些。当时我把这件事看做先父给予我这个意外降生的儿子最大的礼物，现在我依然这样看。

先父逝世后，我又成了孤儿，日子并不好过，因为白人传教士们以我为耻，对我继续生活在他们当中感到深恶痛绝，还给我取了一个绰号“姆托托瓦思利”（斯瓦希里语，指“野种”）。非洲人则坚持认为，人的灵魂来自父亲，血统则来自母亲。这正是我的问题所在。要是先父是黑人，那么非洲人还可以容忍我，至多把我当做旅程中多余的包袱。但是，不管以前辛巴组织是怎么想的，先父却是个地道的白人，这点爱尔兰人不会否认。但大家都知道，白人传教士是不准偷着生育儿女的。身为私生子，我还可以在餐桌旁或祭坛上服侍牧师，也可以去上学。但只要有教会高层人士来这里，不管他们是何种级别、穿戴何种颜色的法衣，我都会被赶到传教所教仆的宿舍里躲起来，直到他们离开，不再会发现我时，警报才能解除。我说这些并不是要贬低牧师们的“高尚情操”，也不想责备他们偶尔“操心过度”。跟先父不同的是，他们只向同性示爱。比如我们伟大的传教演说家佩雷·安德雷，他的关爱多得让我不自在。再如佩雷·弗朗索瓦，他喜欢这么想：安德雷是他缘定的密友，因而每当看到安德雷对我袒露情意，他便很伤感。同样糟糕的是，在教会学校里，土著小孩们既不把我当做白人，像对待其他少数白人学生那样地敬畏我，也不把我当做黑人，给予我应得的伙伴情谊。难怪那时我很自然地被教仆们的低矮砖房所吸引。牧师们没有意识到，那才是我们社区真正的中心，既是所有过往行人天然的休憩地，也是大家神侃方圆数英里传闻逸事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