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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尔修士知道我的弱点。他知道，少年天才——他就是这样看我的——既要培养也要有所约束。他知道我很勤奋，但轻率冲动：太想向任何善待我的人敞开心扉；太怕被拒绝、漠视，最怕被嘲笑；太急于接受别人给的东西，因为怕再没有机会。他跟我一样珍视我那八哥式的特强听力和寒鸦式的超强记忆，但他坚持要我勤练耳力与记忆力，就好像音乐家要常练习乐器，神职人员要不断坚定信仰一样。他清楚，我懂的每一种语言，不管是大语种，还是由于缺少书写形式而即将湮灭的小语种，对我来说都十分宝贵。他懂得，传教士的儿子必须追赶迷失的羔羊，并带之回山谷。他知晓我听过的那些传说、历史故事、寓言与诗歌，还有在我的想像中，先母可能讲的那些引人入胜的灵异故事。他知道，善于发现人类语言的细微差别与曲折变化的年轻人最易受外界影响，最有可塑性，但也最天真，最易被误导。他说，萨尔沃，你要当心，对于世上某些人，只有上帝才会给他们真爱。

麦克尔逼我艰难地自律生活，正是这种做法把我超常的天赋放大为全才。他坚称他的萨尔沃的一切才能都应才尽其用，绝不能因少用而耗掉。我这具躯体是上帝的恩赐，因而每块肌肉、每根纤维每天都必须在心灵体育馆里接受锻造。我先是受教于家庭教师，然后进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专攻斯瓦希里语，同时选修法语，并最终获得了非洲语言与文化专业的一级荣誉学位，最后我在爱丁堡大学获得了翻译与公共服务口译专业的理学硕士学位，那是我最自豪的。

学习生涯结束时，我获得多类文凭与口译员资格证书。彰思礼巷一带有一些名声欠佳、到处推销二流服务的翻译公司，里面的任职人员手中持有各类证书，其中一半以上我都有。但我学有所成之际，麦克尔修士却躺在了他的病房铁床上。那时他尚能抚摸着我的双手，深信不疑地说我是他打造出来的最佳作品。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他把一块金表塞到我手中，那是伊梅尔达送给他的礼物。他恳求我以后要一直戴着，作为我们超越人世的信物。

拜托，绝不要误把顶级口译员当做一名普通笔译者。没错，口译员可以是笔译者，但笔译者就不一定是口译员。笔译者可以是任何一个对某种外语半通不通的人，这类人只要带上一本字典，坐在桌旁熬夜就行了。笔译者可以是退休的波兰装甲兵军官，工资很低的留学生，微型出租车司机，兼职侍者，代课教师，或者其他任何愿意以每千字七十英镑的价格出卖其脑力劳动的人。但同声传译员能够在复杂的谈判中坚持连续六个小时口译，在这点上，他们与普通笔译者大不一样。顶级口译员必须跟穿着彩色马甲购买金融期货的股市经纪人脑子转得一样快。有时候，口译员可以不假思索，让大脑左右半球上转动的“齿轮”啮合一致，然后就可以坐等脱口而出，如果这样就帅呆了。

有时在会议期间，通常是在一天的议题结束之后、鸡尾酒会开始之前的那段时间里，有些人会走上前来问我：“嗨，萨尔沃，帮我们搞定一份摘要，如何？对了，你的母语是？”如果我觉得他们有点儿盛气凌人——他们通常会这样，因为他们已经确信，他们就是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人物——那么我就会不无傲气地反问：“这取决于我母亲是谁，不是吗？”说话时脸上带着神秘的微笑。而我这样回答之后，他们就会把书留下，让我去写出摘要。

无论如何，我喜欢让他们惊奇，因为这表明我的发音非常得体。我是说我的英语发音，它不是北部英语，或中部英语，或私人教师辅导学生应试的那种英语，或伪王室英语，也不是英国左派所诟病的标准发音。没说的，就是英语社会核心的主流英语。听了这种英语，人们不会说：“啊，一听就知道他是哪里人，他想在社会上做什么，他父母是怎么回事，他在哪里上学。可怜的人儿！”我的英语已经毫无非洲口音，不可能漏出半点混血血统的痕迹。但我讲法语就不一样了，得尽量小心，因为我还是不能完全根除非洲口音的影响。我的英语不是地方性的，不是倡导取缔阶级论的布莱尔的追随者说的那种含糊的英语，不是保守党高级官员讲的伦敦腔，也不是加勒比海地区那种音乐般的英语。它也没有先父那种元音跑调的爱尔兰土腔英语的痕迹。虽然我过去喜欢、现在仍然喜欢先父讲的英语，但那是他的，永远也不会是我的。

是的。我讲的英语是纯正无瑕、没有打上任何烙印的。偶尔在风景区接待非洲旅客时，我才会故意用上南撒哈拉地区语言特有的轻快语调，我乐于将此比作咖啡里的一滴牛奶。我喜欢这样的调味品，客人们也喜欢，因为这让他们感觉我很自在。我不在他们的阵营，但也不在其他人群的阵营。我独自一人矗立在大海中央，做麦克尔修士一直告诉我要做的事：充当上帝子民之间的桥梁与不可或缺的纽带。每个人都会有虚荣心，而我的虚荣心就是成为房间里没我就无法沟通的那种人。

为了迷人的妻子佩内洛普，我想成为那种人。为了赶上为她而举行的酒会，我拼命地跑上两段石阶，累得半死。酒会在一家很受欢迎的葡萄酒厂的高级包间里举行，位于英国报业中心的伦敦金丝雀码头。酒会之后，她所在报社的新任百万富翁老板将在其位于肯辛顿的高级住所举办正式晚宴，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获邀参加。

看了看戴在手上的金表，也就是伊梅尔达送给麦克尔、麦克尔又转送给我的那一块，我知道自己只迟到了十二分钟。可能你会说，在伦敦这个刚被炸弹袭击吓怕、半数地铁停靠站又出了毛病的地方参加户外沙龙，迟到十二分钟反倒可能被视作一种成就。但对于超级好丈夫萨尔沃来说，十二分钟就跟十二小时一样。这可是专为佩内洛普举行的盛大酒会，是迄今为止她为时不长却辉煌无比的职业生涯里最盛大的一次。而我，她的丈夫，跟在客人后面慢慢地往前挤，现在才走过她所在报社的办公区。昨晚一整夜我都留在北伦敦地区医院，没办法，因为身边的情况让我对自己失去了控制。从医院一出来，我就叫了辆出租车，一路狂奔回到位于巴特西的家。我让车在外面等，出于出席酒会的礼节需要，自己则进屋飞快地换了身全新的晚礼服——跟老板同桌你就得这样注意社交礼节——但连刮胡子、刷牙或者冲澡的机会都没有。当我穿着得体的服装到达目的地时，我已经浑身大汗了。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及时赶来了。我到达时，很多人已经到了。他们是佩内洛普的同事，有上百名。其中少数高级职员穿着晚礼服或长裙，其余的穿着休闲西服。他们所有人都拥在一块，走进了一楼的多功能厅。厅内墙壁上装有近光灯以及塑料盔甲。他们抬肘举怀，畅饮甜暖的白葡萄酒，而我这个后来者却被挡在大厅边上，跟侍者们待在一起，他们中多数是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