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九九归一(第3/4页)
他说:“除了吃饭睡觉和撒尿,你最好认认真真读完它。不过,这只是建议,不是命令。”我看到书的名字是《杀人案件的侦查》,一时间心乱如麻,不知该说些什么。
断臂人当机立断:“好!现在就让我来说说你们的下一桩任务吧!准确地说,你们这次是去找一个人,一个消失已久的异人。杜科长,你多年来在辽东地区供职,应该听说过这个叫孙泥子的人……”
“什么?您是说孙泥子?”杜少谦吃惊不已,“难道组织上发现了他的行踪?”
“没错!”断臂人撇过一张地图,“那标记红圈的地方就是孙泥子最近出没的地方。不过,据说他一直留在身边的怪胎已然长大了,我看你们这次要费大力气啦!”杜少谦面色陡然变得阴沉起来,他盯着地图上的红圈处,嘴里缓缓念叨:“云南,腾冲、腾冲……孙泥子为何要带着那个东西从辽东千里迢迢来到西南的边陲之地呢?”断臂人道:“所有的一切都有待你们去查清,也许,这次你们要去得久些。而我,并不比你们轻松多少,‘死间’真是太需要新的血液补充进来啦!”我想,纸人割头颅的故事到这里应该结束啦。
诚然,关于此事的某些谜底我们仍旧无法揭开,比如,苇塘枯井之内的大哼哼、哨口烟袋链中的水怪毛毛撑以及江心岛谷底沙船里的猛牯……它们究竟是什么物种?缘何都会生存在魁岭这片土地之上?是巧合,抑或……但,正是有如此多的未解之谜,才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绚烂多彩,难道不是吗?而值得我们永生铭记的,或许只是为揭开这些隐秘时所作的努力而已。不过对于我来说,这已经足够,正如同三年之后,我和杜少谦身在云南腾冲,通过收音机听到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那份喜悦随即便让我浑身颤抖,泪流满面——至少,我们或多或少曾见证了某些人为此所付出的困苦和艰辛。只是那个时候,我们正在经历着暗无天日的跋涉,数不清的变异死胎将我们驱赶至一座深不可测的石窟深处,几乎到了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非但如此,随着猛牯背后隐藏的真正秘密渐次清晰以及纸人割头颅案件的罪魁祸首吴先生的特殊身份浮出水面,我和杜少谦也将再次触及死亡的爪牙……哦,哦,实在对不起,这、这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不过,我相信,它在不久之后就会跟你们见面。
——我相信!
后 记
第二部小说。我的。
这部小说最初酝酿于二〇一〇年的深冬。那阵子,我正在进行我的第一部小说,也是第一部长篇小说《卅街档案馆》的写作。闲时随手抓看杂书,完全没有系统,权当休息。然后就翻出了清人俞清源撰写的《梦厂杂著》。
这本过于单薄的三十二开小册子,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一九八八年七月出版,“明清笔记丛书”系列之一,印数一万册。是我在常去的灯市口中国书店花十五元购得的。是书之内容短小精悍,好玩儿得很,其中有一条是这样写的,照录如下:戊子三月间,余邻家张氏子,晓起沽酒于肆,归视辫发截去二寸许。又同里陈姓者,织线毯为业,亦同日截去。余皆目击之。渐而远近被截者甚伙。
道路汹汹,咸以辫发蟠颅上,童子则挽髻而行。凡被截者,发必黑而长,年必三十以下,老年人及年少而发劣者无患也。杭城侦役,密选壮年发美者行市上,而己遥尾伺之。暮归,则前行者如股,而尾后者截矣。由东西以及西北,由中原以及边徼蠹丛,靡不被其患。方今国家刑政肃清,凡作奸犯科之徒,即变姓名,窜身山陬海筮,终无漏网;而此独不能戈获,致成疑案,宁非怪乎?语云:“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后当事驰其侦捕,置不问,果至次年而息。
寥寥数语,百二余字而已。但惊悚。惊悚到曼妙。清人俞清源给这段文字取小题为《截辫》;无独有偶,几乎就在我发现《截辫》这段让我会心不已的文字后不久,另外一册名为《养吉斋丛录》的史料笔记中再现了与之相似的记载:乾隆间割辫匪徒事,始浙江,蔓延甚广,远如吉林亦有此说,民间日夜惊恐。又言被剪人非併根剪去必死,于是被剪者皆剪其根。复有买所剪之辫者,云造桥用。无稽之言,不可穷诘。高宗严旨,缉获多人,解京质审,悉非真犯。大索年余,迄不得踪迹。其后朝廷烛见情伪,饬禁妄拿,诏旨甫颁,讹言顿息。自此数十年,无复有传说者。嘉庆十七年,御史荣椿又以剪辫事奏请查缉,交军机传询,无可指实。其时京城内外本无事也。荣遂降主事。
(见该书388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本)考俞清源与《养吉斋丛录》之作者吴仲云皆出生于乾嘉时期,由此可见,此桩“怪谈”在彼时定当为家喻户晓,少老皆知之事。而《辽东轶闻手记》这部小说的全部灵感,则正是来源于以上两段精悍妙俏的记载。
现在,我还能记起那个漫长的冬夜,发现《截辫》的我是多么的激动不已,甚至连夜就撇开了即将完成的《卅街档案馆》,转而开始列出《辽东轶闻手记》的提纲。然而,就在我将《卅街档案馆》的书稿交至出版社后,《辽东轶闻手记》的写作却并非如想象中的那般畅快淋漓,以至于一度让我陷入了无穷无尽的困顿之中。
于是,在长达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我不断地为自己找到的叙述方式而惊喜连连,又不可遏制地将它们通通摒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感到了真正的厌倦,并且开始怀疑,它或许将是一部永远也无法写就的小说。
我清楚地记得——2011年二月八日,我这样写下了《辽东轶闻手记》第一稿的开端:这篇故事的标题看起来多少有点耸人听闻。
只不过,由于叙述者往昔积攒的词汇贫乏至极,实在没有办法找到更为准确的切入点。我的意思是说,标题所展露的光芒过于暗淡,而故事本身却来得更为凌厉。这桩匪夷所思的事件几乎与家族生长的速度相仿,它在口口相传中表现得生机勃勃,不可遏制地干掉了一票票岁月。而那些在岁月里苟延残喘的家族过客,却因为无法击败的时间灰飞烟灭。事实上,这样的状况述说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虚构的丰饶。然而,摆在眼前的这堆旧墨迹却让我哑口无言。它们稀酥的质地将我惯有的怀疑掀翻在地挨个放血,于是我今天看到自己敲击键盘的手指不再犹豫不决。
这堆旧墨迹是“纸人割头颅事件”的传播者所为,他在家族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据说这位身材细长的男人酷爱记录,以至于《妇科经症》以及《奇门遁甲》这等古籍他都抄写得兢兢业业。但是家族后人显然与他最初的愿望背道而驰——他们无心弄懂旧墨迹上令人头疼的晦涩,只记下了那一笔圆劲精妙的小楷以为谈资,甚至我在翻看那堆充满惊悚的故纸时也犯下了同样的错误……2011年五月二十四日,我废掉已经完成的六万字,写了《辽东轶闻手记》的第二稿:其实,到了我这把年岁,有些事情本该让它过去,不好再旧事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