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2/7页）

这条线路从东柏林出来，驶过一小片西柏林地面后又返回东柏林。列车行驶到这里时，所有的门窗都会被封闭起来。东柏林的乘客可以坐在车厢里俯视很小的一片西柏林土地，但是他们无法踏上那片土地。

海因里希在高架铁轨上的列车司机室里独自驾驶着。他会打开车窗，在列车经过某一地点时，用弹射器把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物体，抛到外面一个废弃的炸弹坑里。那里总有一个中年男子在遛狗，他知道海因里希的工作班次时间。当列车哐当哐当响着从视线里消失后，他会捡起这个高尔夫球，带回去交给中情局阵容强大的西柏林情报站。球体拧开后，里面放着一封卷得很紧的葱皮纸信件。

索洛明有消息了，都是好消息。他回国后，先是详细地汇报了工作，接着是一周的假期。他已经返回国防部报到，等待新的工作分配。在大楼的门厅里，国防部副部长发现了他，就是三年前曾要索洛明帮助修建夏季度假别墅的那位副部长，现在已晋升为第一副部长。

尽管他穿着上将的制服，佩戴的勋章重得足以沉没一艘炮舰，但他其实是通过政治手段爬上来的。他很高兴地看到，他的随从人员中，有一位来自西伯利亚的经验丰富的战士。对于那栋夏季度假别墅能按计划完工，他也很满意。他的副官由于健康原因（饮伏特加）刚刚退休，于是，他把索洛明提升为中校，并让他担任了副官的职务。

最后，索洛明冒着相当大的风险，留下了他在莫斯科的住址，并请求指示。假如克格勃截获并破译了这封信，那他肯定完蛋。但由于他无法接近美国使馆，所以他告知了兰利如何才能找到他。因为也门内战的阻碍，在离开亚丁之前，他没能领到更为先进的通讯用具包。

十天后，他接到一份关于交通违章的处罚通知，信封上印有交通总局的徽标。信是从莫斯科邮寄的，不会受到检审。信件和信封伪造得相当逼真，他差一点要给交通局打电话提出异议：他从未闯过红灯。然后，他看到了从信封里漏出的沙子。

他与要送孩子去上学的妻子吻别，等到独自一人时，找到从亚丁带回来的洗漱用具包，取出偷偷放在里面的一瓶增强液，涂在通知上面。信息的内容很简单：下星期天半晌午时，在列宁大街的一家咖啡馆。

在他喝第二杯咖啡的时候，一个陌生人从他旁边经过，边走边穿上大衣，以抵御外面的寒冷。那人空荡荡的袖管里面掉出一包苏联产的万宝路香烟，落在索洛明的桌子上。他用手中的报纸遮住香烟。穿大衣的人离开了咖啡馆，没有回头观望。

烟盒里似乎塞满了香烟，但二十个过滤嘴被粘在一起，下面没有纸烟。空隙处有一架微型照相机、十个胶卷和一张卷烟纸，描述了三个死信箱，还有如何去找到它们的说明，还有六种类型的粉笔记号及其位置，表示信箱已经空了，或需要去提取。此外，里面还有蒙克个人写来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开头部分是这样的：“嗯，猎手朋友，我们将要改变这个世界。”

一个月后，“猎户座”第一次投递了情报，并提取了更多的胶卷。他的情报来自苏联绝密的军工部门，其价值无法估量。

库兹明教授检查第一五八号尸检报告的稿件，动笔做了几处注释。他不想请忙得焦头烂额的秘书安排重新打印，就让刑侦处的刑警们自己去推理吧。

他确信，这份报告肯定会被送到刑侦处去。他同情每天超负荷工作的侦探，只要没什么疑问，他会尽可能签署“意外死亡”或“自然死亡”的证书，然后死者亲属就可以领走尸体，按照他们的意愿料理后事。如果是身份不明的尸体，在法律规定的期限里，则要留在停尸间里。他会通知“失踪人员”部门去核对，但如果他们也给不出对应的身份，则将由莫斯科民政部门做出安排，把尸体最终送去贫民墓地，或是医学院的解剖课堂。

但第一五八号尸体是被谋杀的，这基本上可以肯定。除了行人遭遇高速行驶的卡车撞击，他很少见到这么严重的内伤。一次重击，即使是遭到卡车的碰撞，也不会有那么多创伤。他假设遭受一群水牛的践踏也会出现那样的后果，但莫斯科周边很少有什么水牛，而且牛群也应该会同时踩踏头部和腿部。一五八号尸体的颈部与臀部之间，前后都遭到过钝器的多次重击。

做完注释后，他在报告结尾处签名，写下了尸检日期：8月3日，然后放在了“待寄发”的盘子里。

“是谋杀吗？”女秘书问道。

“是谋杀，但身份不明。”他确认说。女秘书在牛皮纸信封上打字后，把报告塞进去，放在了身边。晚上下班时，她会把报告交给住在底层小房间里的门卫，门卫会及时转交给面包车司机，司机会将它递送到莫斯科市内的目的地。

这个时候，第一五八号尸体依然躺在冰冷的黑暗之中，身上已经少了眼睛和大部分内脏。

美国，兰利

1986年3月

中情局主管行动的副局长凯里·乔丹站在办公室窗前，凝视着外面他最喜欢的景色。如今已是3月下旬，中情局主楼与波托马克河之间的林地已经出现了第一批春芽。冬天透过光秃秃的树林可以看到的波光粼粼的流水，很快就会被绿叶遮挡，从视线里消失。他喜欢华盛顿，与他所知道的其他美国城市相比，这里有更多的绿地、树木、公园和花圃，春天则是他最喜爱的季节。

至少，过去一直如此。但1986年的春天仿佛是一场噩梦。中情局在雅典的线人，苏联军情局情报官谢尔盖·博坎，曾多次明确向美国人表示，他深信，一旦自己飞回莫斯科，肯定会被处决。虽然他无法证实，但上司召他回国的理由，说什么儿子在军事学院学习成绩欠佳，绝对是个骗局。因此，他已经“暴露”了。他自己的工作从未有过任何闪失，所以他深信，自己是被出卖了。

第一批碰到这个问题的有三个人，博坎是其中之一，中情局当时还不怎么相信。现在，他们没那么确定了。因为，又有五个身在世界各地的间谍，在工作中途突然被神秘召回苏联国内，随后便人间蒸发了。

这就有六个人了，再加上为英国人效劳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就是七个，还有在苏联国内悄悄消失的也有五个。现在，这些资源全都枯竭。多年的艰苦工作、耐心等待、精心策划和税款的巨额投资，全都泡汤了。只有两个除外。

乔丹身后，苏联东欧处负责人哈利·冈特坐在椅子里沉思。他是这次事件的主要受害者，也是到目前为止的唯一受害者。冈特与行动副局长年龄相仿，都是一步步成长和晋升上来的，都在驻外情报站历经风雨，开发资源，与克格勃玩这场“大博弈”。他们彼此信任，情同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