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2/4页）

另外两个人给我提供了有趣的信息，但却相互矛盾。

第一个是位叫作门罗的教授，当过韦德的助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他正在准备博士论文；另外一位是个60多岁的女人，苏珊娜·约翰逊，也做过韦德的助理，和他关系很近。门罗仍然在普林斯顿教书，约翰逊则于2006年退休，与丈夫和女儿一起住在皇后区的阿斯托利亚。

约翰·L·门罗是个又矮又瘦、气质阴郁的男人，他的肤色和他穿的西装一样灰。他在电话里盘问了我很久，刨根问底，然后在办公室接见了我。他没有给我倒茶或咖啡，整个谈话期间不断投来狐疑的目光，每次我牛仔裤膝上的破洞进入他的视野，他就抬起鼻头看着它们。他的声音很弱，就好像声带有问题似的。

他的说法异于别人，把韦德说成一个无耻的怪胎，剽窃别人的工作成果时毫不犹豫，以便自己能一直待在聚光灯下。门罗说，韦德的理论还不如一池刷锅水有价值，不过是蒙骗无知大众的江湖玄学。那种学说在广播或者电视谈话节目中谈及时似乎给人醍醐灌顶之感，但是在科学界会被谨慎对待，即使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是如此。韦德曾经在神经科学、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上取得的成就，如今只能证明他的理论有多么站不住脚，事实如此明显，只是大家都懒得费事指出来罢了。

门罗的话如此恶毒，令我不禁怀疑他如果咬到舌头会不会把自己毒死[3] 。很明显他对韦德没有一点儿好感。他玷污着关于韦德的记忆，还会有人认真听他说话，他真应该心怀感激。

另外，他回忆起了那家打算出版韦德书稿的出版社，那是马里兰州的一家出版社，阿尔曼-林普金出版社。他确信，学校董事会讨论了这本书，他们指责韦德使用学校资源收集数据，却完全以个人名义将之出版。

门罗告诉我，他不清楚为什么这本书没有出版。可能韦德没有写完，或者出版社想做一些修改却无法获得他的同意。他解释说，一般来讲，作者会交付出版社一份“创作方案”，以此签订出版合同。在创作方案中，作者将提供给出版社关于计划创作图书的全部必要信息，从内容到目标读者。这种文件一般包括书的两三个实际章节，剩下的书稿会在之后的某个日期提交，具体时间由双方商定。合同必须在书稿全部交付、并且按照出版社的意见修改之后才能最终签订。

他没有听说过劳拉·贝恩斯，但是他说韦德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好色之徒，有数不清的风流韵事，其中涉及不少学生。校董事会不打算和他续约了，当时每个人都知道，韦德1988年夏天就要离开普林斯顿了，心理学系已经开始物色一个接替他的教授。

***

我邀请苏珊娜·约翰逊在一家叫作“皇后区雅格南蒂”的饭店共进午餐。我到得比约定时间早了一些，于是坐下来点了一杯咖啡。10分钟之后约翰逊女士到来时，我发现她坐着轮椅。后来她告诉我，她腰部以下是瘫痪的。陪她一起来的是一位姑娘，维尔利特，她的女儿。确认了一切无碍之后，维尔利特就离开了，说她一个小时以后会回来接妈妈。

虽然约翰逊女士身有残疾，但乐观向上，像一阵清风。她告诉我，她的父亲“二战”时参加了诺曼底登陆，是个海军陆战队老兵。10年前她从巴黎租了辆车，重走父亲的征途，却出了车祸。她的丈夫麦克，当时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幸运地逃过一劫，几乎没有受伤。

她说她不仅仅是韦德的助手，也是他的知心朋友，说教授是个真正的天才。他只是碰巧把心理学选作了研究领域，她确信，如果他选择了其他任何领域，也会同样大放异彩的。和任何货真价实的天才一样，韦德就像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庸人的愤恨，他们达不到他那个高度。他在大学里只有很少的几个朋友，而且在很多地方都遭到骚扰。他的这些敌人不时捕风捉影，散布各种谣言，比如宣称韦德是一个沉溺酒色之徒。

苏珊娜·约翰逊见过劳拉·贝恩斯很多次；她知道劳拉是韦德的学生，但她肯定两人之间没有发生过恋情。她也确认当时教授确实在写一本书，是关于记忆的。就是她把这本书的稿子打出来的，因为教授向来喜欢用手写字，不用打字机或者文字处理机[4] 。她确认这本书在他死前几个星期就已经写好了，而直到今天她也没有在意他死前是否将这本书交给了出版社，没想过为什么它从未出版。

吃饭后甜点时，我提到韦德据说曾涉足一个秘密项目，问她是否知道内情。她犹豫了半晌，但最后承认她确实知道。

“教授从来不用打字机或者电脑，所以他所有的文件都是由我录入的。我知道他参与了一个治疗士兵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项目，但不记得别的事了。我是经济学专业的，不懂得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所以我只是机械地录入文字，对文件的内容并没有多想。我不瞒你，不论实验结果是什么，我相信到实验的最后，韦德教授的精神状况都越来越不稳定。”

“那么，你觉得他的死与他从事的研究项目之间可能会有关系吗？”

“实话说，我当时想过这个问题。显然我只在悬疑小说和电影里面见过类似的情节，但是如果韦德是因为他的研究而被人暗算，那么凶手肯定会努力掩盖他们的企图，让这桩谋杀看上去像是一次暴力盗窃，甚至是一场意外。我认为他是被一个初犯杀害的，凶手很幸运地逃脱了法律制裁。另外，我猜教授和他项目的委托人之间一定出了问题。因为大约在他死前的两个月里，他再没有让我录入新的文件。他可能不再为那些人工作了。”

她停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当时爱上了韦德教授，凯勒先生。我当时已经结婚了，虽然我的话听上去自相矛盾，但是我也爱着我的丈夫和孩子。我从没有向教授坦白过，而且他应该也不曾察觉。可能对他来说我就是一个友好的同事，在工作之余也随时乐意帮他的忙。我希望有一天他会对我青眼有加，但是这从未发生。他的死讯让我无法承受，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的世界也走到了尽头。他可能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男人。”

正当她说到这里时，维尔利特·约翰逊回来了。我邀请她和我们一起待几分钟，她同意了。她学的是人类学，但是现在在做房产中介。她说，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房地产业正在复苏。她和她妈妈就像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看着她们两个，我感觉就像看着处在不同人生阶段的同一个人。我把她们送到停车场，苏珊娜执意要拥抱我，并祝我的书写得成功。然后我们就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