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2/3页）

“碰巧有个记者三个月前因为同样一件事联系了我，所以我开始重新调查这桩案子。”

“这么巧……”

“斯波尔遇上什么事了吗？为什么他突然之间坦白交代了？他还有多长时间会被处决？”

“58天。但注射之前，他得到这个州的行刑地——博恩泰勒监狱，离这里大约半个小时的车程。他遇上什么事了？就像我在电话里和你说的，有个加利福尼亚来的教授，正在写一本犯罪心理学之类的书，他对斯波尔为什么最终会成为一名杀手别有兴趣，就探访了他。直到那个时候，人们才知道，斯波尔做下的第一桩谋杀案是在1988年，在密苏里的卡洛尔县。那个老人本不该在65号公路让他上车的，结果他就把他给捅死了。斯波尔当时23岁，已经结束了在泽西市特伦顿精神病院那艰难的两年。在行凶抢劫被捕之后，他被诊断患有精神病。这个人已经没有什么好输的了——他从2005年开始就一直蹲监狱，两个月前，密苏里最高法院驳回了他的申诉，监狱长尼克松宁愿饮弹自尽，也不愿意原谅一个像他那样的人。他决定要让治下安稳，只有这样，历史才会记录真相，记录下他伟大的一生……不好意思，稍等我一下。”

他勉强将庞大的身体从桌椅之间的空隙中挤出来，朝卫生间走去。我有点儿累，就又让服务员添了点儿咖啡。她倒咖啡的时候朝我笑了一下，胸牌上的名字是爱丽丝，她看起来和我儿子差不多大。我瞟了一眼墙上忍者神龟形状的表——时间还足够。

“就像我说的，”马特重新坐回桌前，服务员又给他倒了一杯咖啡，他继续说了起来，“斯波尔抱有一丝幻想，想要说服那个从加州来的作家，这一切都源于韦德教授多年前对他做的某些傻事。”

“你的意思是，他说他杀了韦德，但被害者是咎由自取？”

“嗯……这事有点儿复杂。就像我说的，斯波尔20岁的时候，曾和一伙人发生过争执，他偷了他们其中一个人的钱，然后把那人打得鼻青脸肿。他的律师要求为他做精神测试，测试正是由韦德做的。测试发现，斯波尔的精神状态难以受审，于是他就被移交给了医院。他的律师向他保证，两三个月以内，他会让韦德再给他做一次测试，之后就可以被释放了。但他被关了两年，因为韦德反对释放他。”

“像我告诉你的那样，就在那个记者联系我之后，我最近又重新审视了这个案子。当年，我考虑过这种可能性：这是韦德作为精神专家测试的犯人对他的报复。但查找了犯人名单，弗兰克·斯波尔这个名字从来没出现过。”

“谁知道呢？可能因为他当时只是个小喽啰，一个21岁的孩子罢了，你不会觉得他有多重要。不过，他会告诉你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我对像他这样的白痴所讲的事根本不在意，但不管怎么说，我都很高兴你能来。今天晚上去我那里过夜吧？”

“我家里还在装修呢，所以我想在下雨之前搞定，早点儿回去。咱们另选时间吧，兄弟。我们走吧？”

“我们还有的是时间，放轻松。这个时候55号公路不太堵，我们一个半小时就能到那边。”他长叹了一口气，“斯波尔清醒的时候，一直在抱怨自己不该被送到精神病院，但通常情况下，他都是疯癫的状态。你知道吗？戒备最严的监狱里面，坐牢的人当中有三分之一精神都不正常。两个月前，我在芝加哥参加一场犯罪行为的集训，那边有从华盛顿机构来的各路高手。很显然，犯罪率不断走低的20年周期一过，我们就进入到了一个反弹期。因为精神病院都人满为患，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很有可能会被送到监狱里，和普通的监犯关在一起。像我这种看管他们的人，每天都得和这些疯子打交道。”

他瞥了一眼手表：“我们出发吧？”

***

我们行驶在州际公路上的时候，我思考着弗兰克·斯波尔的案子，在我前来圣路易斯之前，就已经开始研究这个案子了。他是死囚里面最危险的人物之一。在他被捕之前，曾在三个州杀过七个人——如果他的确杀了韦德的话，那就是八个。他还四次犯下强奸罪和数不清的行凶抢劫。他的最后两个受害者，分别是一个35岁的女人和她12岁的女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个女的背着他藏钱，他说。案发两个月前，斯波尔在一家酒吧认识了她，然后他们在河边的一辆房车里同居了。

就像马特说的那样，侦探后来才发现弗兰克·斯波尔在1988年就犯下了人们所知的第一起杀人案，当时他不过23岁。他在新泽西的博根郡出生长大，21岁犯下了第一件情节严重的案子。两年后，他从精神病院被放出来，去了中西部。在那里，他一度做过各种奇怪的工作。他的第一位受害者是密苏里卡洛尔县一位74岁的老人，他在65号公路上，用自己的卡车搭载了斯波尔一程。战利品呢？几张美元、一件旧皮夹克、一双靴子，他穿上正合适。

他之后决定去印第安纳，在那里他第二次行凶杀人。他和从马里恩[1] 来的一伙人鬼混在一起，这伙人尤其擅长入室抢劫。在与他们分道扬镳之后，他返回了密苏里。有趣的是，那之后的八年里，他没有犯下一起罪行，而是在圣路易斯的比萨店里打工。之后，他又去了斯普林菲尔德[2] ，在加油站打了三年工。但突然之间，他又开始重蹈覆辙。2005年，他在公路巡逻队例行公事时被要求靠边停车，之后被捕。

韦德谋杀案期间，我的离婚已临近尾声，我发觉自己独自一人住在一栋过于空旷的大房子里。和那些天生的酒鬼一样，我用离婚作为借口，把一瓶瓶酒灌进喉咙，然后在任何愿意聆听的人的肩膀上痛哭。趁着最后的一点儿清醒，我试着做些工作，但总是觉得自己把韦德的案子和那个时候的其他几件案子，都搞得一塌糊涂。长官伊莱·怀特一直为人和善，我要是他，可能早就把我给踢出去了。鉴于我表现太差，甚至想在商场里找到一份值夜班的工作都不太可能。

我们沿着55号公路行驶，穿过大草原，马特打开车窗，点了根烟。正值初夏，惠风和畅。

“你上一次去监狱是什么时候？”他问，声音很大，试图盖过乡村音乐广播电台里唐·威廉姆斯[3] 的歌声，他正低声吟唱着一个从不认识他的姑娘。

“上一次应该是在2008年秋天，”我说，“我在瑞克斯[4] 给一个人做笔录，和我那时负责的案子相关。那个地方真够糟糕的。”

“你觉得咱们要去的地方会更好吗？每天早上我开始轮班的时候，都感觉想摔东西。我到底为什么没去做个医生或者律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