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2/5页）

1985年的秋天，斯波尔卖给普林斯顿的一些人两箱烟，他们用一些法国香水跟他交换。他不久就发现，这批香水中有一半是假的，所以就想讨回自己的钱。他找到了其中一个人，揍了他一顿，拿走了他口袋里所有的钱。但是一个巡警恰巧经过，把斯波尔当作抢劫犯逮捕了。他只字未提香烟的事，因为那样他的麻烦就更大了。

法庭给斯波尔安排了一个名叫特里·丹恩的公设辩护律师。事有凑巧，斯波尔打的这个人并没有犯罪前科，他是一个38岁的小店店主，已婚，有三个孩子。斯波尔呢，辍学青年，并且收到过好几次违法警告。丹恩试图和受害人谋求私了，但是没有结果。

斯波尔面临两种选择：要么作为一个健全的成年人受审，这样的话他将面临5至8年的监禁；要么由一个医学专家鉴定他在作案时暂时性突发精神病。弗兰克的律师建议他选第二个。丹恩暗示说，他认识一个业界专家，不出几个月，弗兰克就能走出精神病院重获自由。特伦顿精神病医院虽然不是世界上最宜人的地方，但还是比海湾国家监狱要好一些。

约瑟夫·韦德和另两位专家为斯波尔做了检查，确诊他患有躁郁症，建议将他收治于一家精神病医院。所以几天之后，他被送到特伦顿，并被告知过几个月他将康复出院。

“为什么你没有被放出来？”我问。

“你进过疯人院吗？”

“没有。”

“永远也别去，太可怕了，老兄。我进去不久，他们给我喝了杯茶，我两天后醒过来时，连自己的名字都他妈不记得了。那里的人像畜生一样嚎叫，或者突然莫名其妙地把你扑倒，揍你一顿。一个人在护士试图给他喂食的时候，把她的耳朵咬了下来。都是我亲眼看见的，天啊……我听说在六十年代，他们还曾经把病人的牙都拔下来，声称是为了防止感染。感染个屁啊……”

他讲了他的故事。他经常挨打，看守和病人都会对他拳脚相加。他说，看守们的心眼儿都坏透了，如果你有钱，你可以让他们做任何事情；如果你没有，就把你往死里打。

“人们都以为，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心里面最想的是女人，”他说，“告诉你，根本不是的！当然，你会很想找个姑娘爽快一下，但是相信我，最重要的东西是钱。如果你没有钱，那你基本上就死定了——没人会在乎你，只有在揍你之前会看你几眼。我一毛钱都没有，天啊。在监狱里面，即使家人不给你送东西，你也可以干活，挣两个钱。但是在疯人院里面，如果没有人给你送点儿金银细软，你就只能整天盯着墙。没有一个人给我送一毛钱。”

斯波尔说，他入院三个星期后，被转入了一间特殊病房，其中有十几个病人，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全是暴力罪犯。他后来发现，他和这些人都被用来进行一项药物试验，这个项目是由一个叫约瑟夫·韦德的教授主管的。

“我和我的律师见过几次面，但是每次他都只是让我再忍忍。最后，他直接告诉我，一年之内他会向法官申请放我出去，或者至少把我转到一家管理不是那么严的医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难以置信：两个人骗走了我的东西，我把其中的一个人打了，拿走了他钱夹里的80块钱，根本补偿不了我被偷走的香烟，然后我就被关起来了，至少得在疯人院里待一年。”

“你有没有机会见到韦德教授？”

“当然有，有时候他会到我们的病房里来，问我们各种问题，让我们认颜色，填问卷，做各种事情。我们只是荷兰猪，知道吗，老兄，懂吗？我和他直说了：‘丹恩那个烂人跟我说他认识你，所以我才同意去疯人院，想避免更重的判决。但是我的头脑其实和你一样清醒。你想搞什么？’那家伙只是用他死鱼一样的眼睛看着我——我甚至现在都完全记得他的样子，然后你知道他说了什么吗？他说他听不懂我在说什么，说我被关到这里是因为精神问题，所以在这里接受治疗是为了我好，我得在这里待到他认为合适的期限。狗屁！”

接着，斯波尔说他开始做非常恐怖的噩梦，甚至分不清他是醒着还是在睡梦中。他吃的药对他的伤害多于好处。病房里多数的病人有严重的头痛，而且随着治疗的进展，到最后很多人困于幻觉之中，大多数时间都被捆在床上。大部分人吃什么都吐，并且染上了皮疹。

一年之后，另一个叫肯尼斯·鲍德温的律师来找他，说他从丹恩那里接手了这个案子，丹恩已经离开新泽西了。斯波尔告诉鲍德温他如何身陷疯人院，而最开始的协议又是如何如何。他不知道这个新来的律师是否相信他，但即使这样，鲍德温还是向法官申请重新审查这个案子。斯波尔发现自己面对的是另一个专家团，为首的还是韦德。释放他的要求被拒绝了，将他转院至马尔波罗精神病医院（那里的管理不至于这么严酷）的提议也被拒绝了。斯波尔被送回了特伦顿。

“大约是我被放出去的六个月前，”他接着说，“我们被移到了其他的病房，那个实验病房关掉了。他们更换了对我的疗法，我开始感觉好一些了。没有噩梦或者头痛了，但是我有时候仍然会一觉醒来忘记自己是谁。我的神经反应就像蜗牛爬一样慢，但是我努力掩盖这一点，把正常的一面给人看，显示我自己没有疯。他们怎么能这样对我！啊？是的，我不是个好小伙，但是我没有杀死任何人，而且如果那个人没有骗我钱，我也不会揍他。现在他们把我当成个畜生，没有人真正鸟我。”

当他的案子又一次被复审时，斯波尔发现韦德不在专家席里面了。他“释放并接受法律监督”的要求得到了通过。几周之后，他离开了医院。

那是1987年10月。当他走出医院的时候，甚至不知道该住在哪儿。他被拘之前租住的是一间破屋子，房东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卖了用来抵房租。他的同道都不想认他，因为怕和他一起会招致警察的注意。只有一个人，一个他入院前就认识的华裔美国人可怜他，供了他几天食宿。

几周之后，他在普林斯顿车站附近的一个酒吧里找到了一个洗碗工的活儿。酒吧老板是一个善良的人，允许他睡在储藏室里。他立即开始追踪同样住在西温莎的韦德。他已经决定搬到别处，开始新的生活，但是在这之前他要找教授复仇。他肯定，韦德、丹恩，或者还有别的同伙，一起策划了一个阴谋，为某种秘密实验提供对象，而他就掉入了他们的陷阱。他要他们付出代价，但是因为丹恩已经不知去向，账就要由韦德来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