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4/5页）

“你是不是不知道门外可能有不止一个人？”

他摇了摇头。“抱歉，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了。”

“韦德并没有当场死亡，而是两个小时以后才死的。”我说，“如果有人确实在午夜的时候去了他家，那么那人应该叫救护车才对。但是救护车并没有来。也可能你觉得自己听见有人进来，但其实只是强风吹动了门锁而已。”

“不，”他决然地说，“有人打开了门，走进了屋子。”

“那么那个人就让韦德躺在地板上等死？”

他蹙着眉，盯着我看了很长一会儿，像一只困惑的猴子。

“那我就不知道了……所以说，他没有被当场打死？”

“没有。这个身份不明的人本可以叫来救护车救他一命。可是直到第二天早上，那个修理工才拨了急救电话，那时已经太晚了，韦德已经死去几个小时了。”

“所以你想知道是谁去了他家？”

“是的。在你攻击他的时候，他有没有说什么？有没有呼救，问你是谁，或者说了别的什么？他有没有叫唤什么人的名字？”

“没有，他没有呼救。可能他低吼了什么话，我记不得了。开始他想防御，但是倒下以后他只是努力护住自己的头。不过他没有喊，我确定。反正喊了周围也没有人会听见。”

那两个带枪的警官走进来，其中一个示意我时间到了。我正要对斯波尔说“再见”，就马上意识到那将是句笨拙的玩笑：再过8个星期这家伙就要死了。我再一次感谢他同意和我见面。我们站起来，他动了一下，好像要握手似的，但是接着就转过身去，夹在两位警官中间，拖着脚镣磕磕绊绊地走了。

***

我又是一个人待在屋子里了。我把烟从包里取出来，拿在手里，怕出门时忘了交给警官。

那天午夜时到教授家去的人，看到他瘫在地上却没有叫救护车，这个人是谁？他没有按门铃，没有敲门，而是用钥匙开门进屋——如果斯波尔没有记错的话。过了这么多年，人的记忆确实会出岔子。但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斯波尔和我说的，与德雷克·西蒙斯当时的证言不相吻合。约翰·凯勒几个月之前又重新确证了一遍，但西蒙斯的证言还是没有改变。

在约翰·凯勒的调查最后，他总结了所有收集到的信息，还拿给了我一份。他怀疑在谋杀发生的时候，劳拉·贝恩斯就在现场，并且偷走了教授刚刚写好、要交给出版社的书稿。凯勒猜测劳拉和理查德是同谋，因为劳拉在体力上不具备独自杀死韦德的能力。他相信理查德最有可能是挥棒的那个，但是劳拉·贝恩斯是谋杀案道德上的主犯，整桩案子的主谋，并且是唯一一个从中获益的人。

但是如果斯波尔说的是事实，那么劳拉·贝恩斯就不需要弗林做谋杀的帮凶。她恰好在袭击之后到了那里，看到教授躺在地板上，她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偷走书稿，关上斯波尔从中逃跑的那扇玻璃门，并在走之前关上了大门。德雷克·西蒙斯说过，早上他来到教授的别墅时，发现所有的窗户和门都是关着的。

接着我想起了另一个在医学检查报告中提到的重要细节。验尸官一直困惑于一件事情：韦德遭受的所有击打中，只有一击是致命的。那很可能是最后一击，打在左边太阳穴上，当时受害人也许已经倒在地板上，深陷于昏迷中。斯波尔说他用毛巾包住了球棒，一根用毛巾包起来的球棒不应该是杀伤力很大的武器。但是如果杀死韦德的那最后一击，是出自另一个人之手呢？

***

过了几分钟，马特回来了，我们按原路走出监狱。在大门口，我把香烟留给了弗兰克·斯波尔，然后向停车场走去。天空已经放晴，伸向远方，笼罩着整个草原，找不到一片云彩。一只鹰远远地在天上盘旋，不时发出尖利的长啸。

“你还好吗，兄弟？”马特问，“你脸色像死人一样煞白。”

“我没事，可能是不习惯那里的气氛吧。你知道附近有什么好一点儿的饭店吗？”

“有个叫‘比尔厨房’的地方，在I-55公路上，离这里大概5公里远。想去吗？”

“说好了我要请你吃午饭吧？我的航班还有4个小时才起飞。”

我们驱车前往他说的地方，一路无话，我继续咀嚼着斯波尔的故事。

他的供词和德雷克·西蒙斯的证词不相符，这很奇怪。西蒙斯说当时他也藏在后院里，如果这是真的，那他和斯波尔不可能没有看见对方。后院很大，但是想躲起来不被屋里人看见，同时又能透过窗户看到客厅里面的情况，那只能待在左边的一片地域，和湖相对。当时那里有几棵用作装饰的矮松树，不到三米高，还有一株玉兰花。

“你在琢磨那个人的话，对吧？”我们在饭馆对面停车时，马特问。

我点了点头。

“你甚至无法确定这整个故事是不是他编出来的。那种人渣能为了几根香烟扯出一个弥天大谎。也许他虚构出来这一套谎话只是想得到一点儿注意，或者希望如果法庭重审韦德案，他的死刑就能被推迟一段时间。谋杀发生在另一个州，所以他可能希望被送到新泽西去，在那里受审，这就意味着法庭要再审好几年，更多的税款被白白丢到河里漂走。他的律师已经试过类似手段，但是没有什么成果。这也是件好事，如果要我说。”

“但是如果他没有说谎呢？”

我们下了车。马特摘下他的棒球帽，捋了捋他的白发，又把帽子戴上。

“要知道，我一直在想那个加利福尼亚来的、写那本关于谋杀案的书的作家。我一辈子都生活在罪犯中间。起先我是送他们进监狱，后来是努力让他们待在那儿，直到法官或陪审团确定的期限为止。我很了解他们，关于他们的事情也乏善可陈:有的人生来就注定是罪犯，就像有人生来就有打篮球或者画画的天分一样。当然，他们都有各自的悲惨故事可说，但是我才管不了那么多呢。”

我们走进饭店，点了午餐。席间我们聊了各种事情，但就是没有提斯波尔。饭后，他问我:“话说回来，是什么让你卷入这些事里的？你就没有更有意思的事可做吗？”

我决定对他实话实说。不应该对马特这样的人撒谎，我确信他应该不会用那种我忍受不了的悲悯表情看我。

“大约6个月之前，我去看了医生。”我说，“我的记性开始不济了，尤其记不住街道的名字，从前我的记忆力一直不错的。我开始努力锻炼:哪个演员是在哪个电影里的，谁唱了哪首歌，哪场球赛的比分是多少，以及类似的事情。我发现我也记不清人名了，所以去看了医生。他测试了我一番，问了各种问题，两周之后他告诉了我一个重大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