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2/4页）

“我从来不喜欢‘弗兰克’这个名字，”他说，两眼盯着我盘子里的意大利香肠，“小时候我读《飘》，里面有一个人就叫弗兰克，他呼出来的气都是臭的。嗨，不知怎么，这个细节一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一提到这个名字，我就能想起这个。对了，你为什么仍对那件事感兴趣？”

“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让你心里一直放不下的案子？即使过了很多年还是记得？”

“有很多，罗伊。”

“是啊，我知道，但韦德这个案子过了这么多年，我才意识到它仍然在困扰我。我是说，我感觉在表象下面还蛰伏着别的什么东西，某种重要的东西，正在等着我，明白吗？我说的不是《法律与秩序》[1] 电视剧里的那些破玩意儿，而是关于正义的，关于一种感觉：如果我最终失败了，就再也无法挽回了。”

他沉思了一阵子。

“我想我懂你的意思……九十年代我调到纽约市警察局后，在缉毒科工作过一阵子。那个时候，我们和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合作，和‘地狱厨房’的西部仔[2] 还有戈提的小弟们[3] 战斗。你根本没有时间觉得无聊。有一个爱尔兰老大的前妻，是一位叫麦拉的年轻女士，说只要我们为她提供保护，就告诉我们点儿内情。我安排她在西43街一家叫‘满月’的酒吧里与我们见面。我是和一个叫肯·芬利的同事一起去的，他一年之后在和一群尼加拉瓜匪徒的枪战中牺牲了。那个女人来后，我们点了酒，开始谈证人保护程序的事情，如果她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话，我们将会启动这个程序。然后她说她要去一趟厕所，那我就等着呗。我和同事等了10分钟，就觉得不对劲了。我找了一个女招待，让她去女厕所看看，但她已经不在那里了。最后我通知了经理，我们把全店都找遍了，一无所获。厕所没有窗户，想出去的话只能钻下水道，或者爬通风管——只有两岁小孩才爬得过去。我们真想不通这是怎么搞的：我们的桌子就在厕所门口，她要是溜走的话我们一定会看到的。而且店里当时基本是空的，那段时间没有别的人进出过厕所。”

“这叫什么事……你们后来查出来是怎么回事了吗？”

他摇了摇头。

“可能是我不愿意再想这件事。甚至直到现在，我一想起它来还是汗毛倒竖。她就好像消失在空气中了一样，就在我身边几米远的地方，而我完全不知所措。我们再也没有找到她，她始终生死未卜。多少年来，我都在绞尽脑汁地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能每个警察背上都有几只像这样挠不掉的虱子吧，罗伊。所以你也不必太在意你那些悬案。”

走路把吉姆送回家以后，我回到停车场取车。开车经过麦克纳利·约翰逊书店时，我看到门口贴着一张小海报，说劳拉·韦思莱克博士周三下午要在这里办一场讲座。周三就是三天以后。我虽然不敢私下接近她，但我想，在拿书找她签名之后和她聊上几句，倒是未尝不可。看到这张海报对我来说是一个兆头，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

海报上没有照片，所以当晚我就去网上搜索她的照片。我隐约记得她的样子——当初找她问话时，她是一个又高又瘦、非常自信的姑娘，镇定地回答我的每一个问题——但是我回忆不起来她的脸。我找到了几张她最近的照片，仔细端详了一会儿，发现她的前额较高，目光冷峻，嘴唇边露出的表情也很严厉。从很多角度来讲，她并不漂亮，但是我明白为什么理查德·弗林会那么疯狂地爱上她。

***

三个月前，我应约翰·凯勒的要求，去西温莎镇警局的档案室复印了一些韦德案件的资料。现在，轮到我去普林斯顿警察局打听西蒙斯被控杀妻的案子了。在书稿中，这个案子只被理查德·弗林顺带一提，讲的都是从劳拉·贝恩斯那里听来的细节。来看看档案不会有什么不妥。这次谋杀发生在1982年，那是我调到西温莎警局的第二年。

我和布洛卡多警长通了电话。我很早以前就认识他，我们一起工作过。他没问多少问题，就允许我查看有关的档案。前台的一个伙计给了我一个访客胸章，然后我就去了地下室，那里有档案室和存放证物的房间。

从档案的布局摆放来看，这个地方和我离开那会儿相比没有什么变化。一个老警官，瓦勒·明斯基，也是我的熟人，塞给我一个旧纸箱，把我领到了一间临时的办公室。屋里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盏台灯、一台旧复印机，还有一些什么都没放的架子。他让我别着急，拿来的材料慢慢看，并且叮嘱我不能吸烟。然后他就离开了，留下我一个人做自己的事。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读了相关的文件，发现弗林在书稿中的描述虽然简单，但还是准确的。

德雷克·西蒙斯没有承认杀人，而且法官遵照约瑟夫·韦德的诊断结论，考虑到被告患有精神疾病，判决他无罪。西蒙斯被捕后，先是关在新泽西州立监狱，然后转入特伦顿精神病医院，在那里他遭遇意外，导致记忆丧失。

一年后，西蒙斯的外伤好了，转入了马尔波罗精神病医院，两年之后他从那里出院。法官把他转院到马尔波罗，后来同意释放他，都是因为约瑟夫·韦德写的专家评估意见。等西蒙斯被释放并接受监视以后，档案里面只有一份文件：1994年，法官遵照专家鉴定，下令取消对他的监视。

我记下了另两位专家的名字，1983年他们和韦德一道，在那份使西蒙斯得以出狱的精神鉴定报告上签了字。他们的名字是琳赛·格拉夫和约翰·T·库利。

接着我看到了一张电话号码表。

西蒙斯并不是在案发后当即被捕的，而是在他妻子死亡8天后。这张电话号码单，列出了从案发前直到德雷克被捕的这些天中，他家里接到和拨打过的电话。我把这张表格复印了一份，放在我的手提箱里。

处理西蒙斯案的警官尼古拉斯·奎因是我的同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死于心脏病突发。调查此案的另一个人可能是在我离开之后才进入警局的，名叫伊恩·克里斯托都罗斯。

我把纸箱还给明斯基警官。他问我有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

“还不能确定，”我说，“你认识克里斯托都罗斯警探吗？他是调查这桩案子的警官。我认识此案的另一个调查人，奎因，但是他15年前就死了。”

“我当然认识他。5年前他调去了纽约警察局。”

“你知道怎么联系他吗？”

“嗯，稍等一下。”

“多谢了，瓦勒。”

“老朋友，客气什么。”

明斯基打了几个电话，和对方讲了些老婆出轨、老娘喝醉之类的笑话，一边讲还一边像抽风一样朝我挤眼睛。最后，他笑了，潮红的脸上显出胜利的神色。他在一张报事贴上写了个手机号码，递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