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中国的开膛手杰克（第2/3页）
散会了。
这些平时趾高气扬的警察头头，此刻，一个个灰头土脸地鱼贯而出。李三多斜睨着门口，人都走净了，他摆了摆手，身高1米75的美女秘书识相地将门轻轻关闭。
空荡荡的会议厅里，只剩下了他和许瑞龙两个人。
“许局长。”李三多冷冷地问，“今天开会，你怎么一言不发？”
“李书记。”许瑞龙依旧端正着目光，“我觉得和你没什么可说的。对了，你不是说案子破不了你就要摘几顶乌纱帽吗？我等着呢！”
“老驴头……”李三多瞪了他半天，嘴里咕哝着，突然从椅子上蹿了起来，一面伸手戳他的肋条骨，一面恶狠狠地叫道：“反了你了，敢这么跟领导说话？不怕我专你的政么！”
许瑞龙大笑着左躲右闪，冷不丁拽住李三多的胳膊反拧过来，把他按倒在桌子上，一面笑一面问：“老猴子，服不服？还敢摘我的乌纱帽，还敢专我的政？信不信我把你裤子扒下来，让你那漂亮秘书看看你屁股蛋子是不是红的！”
“哎哟哎哟！疼死我啦！”脸贴在桌子上的李三多，龇牙咧嘴地说，“我投降，我投降……”
在市公安系统中，很少有人知道李三多和许瑞龙的渊源。
建国之初，许瑞龙的父亲——一向深谋远虑的侦缉队总队长许天祥，认为新政权动向不明，深浅莫测，为个人安全计，抽身避祸才是明智之举，留下一句“一仆不事二主”便挂印而去，回家后足不出户。
谁知，1949年10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期间，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发表了“放下思想包袱，为人民政权立功”的讲话，希望那些曾经供职于旧政权的警察们，只要对人民没有犯过严重罪行，并已经把历史问题交代清楚的，积极投身到新中国的公安事业中，并点名希望许天祥这位“京津第一名捕”出山，会后还亲自登门拜访，要他“不要有顾忌，当好祖国的钟馗”。许天祥非常感动，遂出任市公安局刑侦处处长。
许天祥的儿子许瑞龙，打小就认识李三多，因为他俩住一条胡同。
整条胡同的人都知道，李三多的父亲曾经当过军统的大官，1946年3月17日，在陪同戴笠从青岛回南京的途中，乘坐的飞机在江宁板桥镇岱山所失事罹难。由于家庭的“特务背景”，建国后，一家人从一栋四合院里被清出，搬到许瑞龙家隔壁一栋低矮的平房里。
五十多年过去了，许瑞龙依然记得，年幼的他每到傍晚，蹲在胡同口的包子铺窗根儿下面闻那一缕肉香时，经常能看到鼻青脸肿的李三多摇摇晃晃地走进家门，然后门里面就传出几个女人的惊叫声和哭泣声。原来，李三多溜回了故居，站在门口大喊：“你家住的是我家的房子！”结果遭到新房主儿子的殴打，但是没过几天，他照旧溜回去，照旧大喊，照旧挨揍……
不管被揍得多么重，许瑞龙却从来没有听过只大他两岁的李三多的哭声。
也就是从那时起，许瑞龙经常被妈妈灌输：“你别跟姓李的那小子一起玩儿。他们家是特务，咱们家是警察；他爸爸是坏人，你爸爸是好人；他是坏孩子，你是好孩子，所以……”
所以黑、白，善、恶，好、坏，邪、正，注定是泾渭分明，你死我活。
从童年时代开始，许瑞龙就和李三多划清了界限。尽管住一个胡同，抬头不见低头见，但许瑞龙很少搭理他，甚至当李三多挂着油滑的笑容主动向他点头哈腰打招呼时，他也昂首挺胸一走而过，视若不见。
“李三多，你给我老实点！”
这句话，每次赶上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反右，四清……许瑞龙都要严厉地警告李三多。随着时光流逝，训斥者的脖子系上了红领巾，慢慢地衣服的胸口又挂上了团徽，后来成为一名光荣的公安干警。而被训斥者从面黄肌瘦的孩子，变成了尖嘴猴腮的成人，靠收破烂养活自己和一大家子。
起初，身穿雪白警服的许瑞龙，根本没有把这个小混混放在眼里，但是，当他有一次下夜班经过文化宫，看见李三多居然西服革履地和一个烫了“大卷”的漂亮女子搂搂抱抱走出来时，顿时目瞪口呆：这个平时破衣烂衫的家伙，怎么混进了交际场？而且，他哪里来的钱置办这一身行头？
莫非这个家伙“子承父业”，当上了特务？本来他就是国民党特务的儿子啊！
从这一天开始，好几年的时间里，许瑞龙都秘密追踪着李三多的一举一动，发现他经常根据环境的不同“变”成各种人：在古董店他是买卖字画的“李老板”，在大学他是夹着书本插班听课的“小李”，在舞会上他是技倾群芳的“李先生”……但是只要回到胡同里，他照样是那个收破烂的李三多，点头哈腰的李三多，破衣烂衫的李三多。许瑞龙越发觉得他深不可测，但又没有抓住他任何犯罪的把柄。而李三多仿佛早就洞悉了他的追踪，见面的一笑诡异而狠毒。
“文革”初期，许天祥被打倒，神秘失踪。许瑞龙和其他几百名公安干警也被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集中到西郊农场关押。
来到农场的当天，所有“犯人”都被押到一个大晒谷场听领导训话，他们的性命都攥在这位新上任的领导手里。许瑞龙做梦也没想到的是，站在他面前的“领导”竟是他多年来一直追踪的李三多！
李三多的确是“子承父业”，但他不是国民党特务，而是我党高级情报人员。建国后，考虑到国民党特务将不断向大陆渗透，中央调查部秘密发展了一批觉悟高的国民党官员家属，负责与特务接头，并一举破获之。年轻的李三多足智多谋，屡建奇功。“文革”中，随着市里整个政法系统被打倒，这些被关押到西郊农场的公安干警无人监管，身份特殊的李三多被临时抽调到这里当起了农场“场长”。
许瑞龙以为自己落在李三多手里，必然不得好死，但是李三多表面上对这些“犯人”整天价吆五喝六，声色俱厉，其实动不动就给他们放探亲假、改善伙食，对怠工行为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特别是有一次许瑞龙重病，躺在牢房里就剩下喘了，李三多来这儿一看，一面大骂他装死一面对医务人员说：“我养的那只鸡今早刚死，去炖锅鸡汤给他喝！看他还能喘几天！”
两年后的一天深夜，许瑞龙睡得正香，牢门哐啷啷打开了，他揉着惺忪的眼睛一看，竟是李三多走了进来，身穿一身囚服，胳臂底下还夹着被褥，在他身边一躺，大大咧咧地说：“嘿，腾个地儿！”
“你……你怎么进来了？”许瑞龙十分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