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雨落石出（第5/8页）

然而，千万不要以为乾隆皇帝真的就是希望节俭，他表面上训斥告诫了王亶望，内心其实很高兴，以王母邓氏年逾八旬为由，下谕赏赐御书匾额及大缎二匹、貂皮四张。不巧的是，邓氏刚好在这年八月病逝。按照清朝制度，王亶望该回家乡山西丁母忧三年，但他不甘心就此离开浙江巡抚的肥差，于是借口要督建海塘工程，上疏请求治丧百日后留在杭州海塘效力。乾隆皇帝允准，但王亶望也因此去职，浙江巡抚改由李质颖担任。不久，李质颖与王亶望在海塘事上意见不一，李质颖便上书弹劾王亶望“有家眷不回原籍守孝”，意思是王不让妻、子还乡奔母丧，同时还揭发了王亶望办理海船事务时大肆收受商人贿赂并接受他人馈送婢妾一事。乾隆皇帝得知后甚为重视，派大学士阿桂等人调查。王亶望当然矢口否认，而李质颖拿不出真凭实据，承认所奏不过是得自传闻。于是，乾隆皇帝对此案最后的结论是“王亶望尚无情弊”，不过是李质颖与王亶望不和，有意滋事。李质颖也由此被召回京城，浙江巡抚改由闽浙总督陈辉祖兼任。显然，此时此刻，乾隆皇帝还是信任和偏袒王亶望的。

转眼到了乾隆四十六年（1781）正月，乾隆皇帝派大学士阿桂赴浙江查勘海塘工程。阿桂发现了杭嘉湖道王燧和原嘉兴知府陈虞盛贪纵不法、虚报经费的情况，立即上疏揭发。因为王亶望任浙江巡抚时，王燧、陈虞盛均为其亲信，乾隆皇帝敏锐地意识到王亶望也脱离不了干系，下令逮捕王燧严审，尤其要查清王亶望与王燧有无“交通情事”。王亶望得知后十分恐慌，急忙自请罚银五十万两，充做修建海塘公费之用。乾隆皇帝答应了王亶望所认罚银，但对如此巨额银两的来源十分怀疑，密令阿桂严加查访。阿桂自然想不到这些银子大多是王亶望任甘肃布政使时贪污的赃款，只在浙江调查，因而查来查去，始终找不到有力的证据。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甘肃发生了回民苏四十三的起义，天下人包括天子的视线立即转向了甘肃，王亶望的危机暂时解除了。只是这位能事之藩司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甘肃连日的大雨以及甘肃布政使王廷赞捐四万两白银做军饷将会将他连带扯出。

乾隆皇帝看出破绽后，立即传谕当时正在甘肃的大学士阿桂和署理陕甘总督李侍尧暗中调查甘肃捐监一事，据实汇报。阿桂和李侍尧很快就查出了甘肃捐监从一开始就是改收粮为折色收银的事实。时在承德避暑山庄的乾隆得知后，感觉长期受到了蒙蔽，十分震怒。精明的和珅见甘肃捐监即将出大案，便抢先向乾隆皇帝奏称说：“王廷赞莅任甘省藩司（即布政使）有年，其家计充裕，即使再加捐数倍，亦属从容。”意思是说，王廷赞担任甘肃布政使有几年了，别说捐四万两军饷，就是再多几倍，也能轻松拿出来。此话十分阴险，前面提到过，清朝官员俸禄微薄，四万两白银已经是巨额钱财，和珅的潜台词自然就是王廷赞有偏门捞快钱。乾隆皇帝听了，竟然没有凛然发作，而是一面派人到甘肃召王廷赞到行在热河晋见，再命阿桂和李侍尧务必严查甘肃捐监一案；另一方面，又命闽浙总督陈辉祖查讯时在浙江的王亶望。

此时，因甘肃回民起义被革职的前任陕甘总督勒尔谨已经被押解到京师，留守京师的大学士英廉奉旨提讯甘肃收捐监粮一事。不料勒尔谨早有一套说辞，称：“我最初奏请恢复捐监粮时，并无折色收银一事。后来风闻有折色之说，也问过当时的布政使王亶望，但王称并无其事，于是我信以为真，没有再过问。一直到王廷赞继任，发现了问题，才告诉我王亶望在任时一直是私收折色。后来大家公议继续折色收银，每名监生收银五十五两。我也担心各州县不将捐银拿去买粮，王廷赞提议交给兰州府专办，我也同意这样做。这样，这笔款项即从首府（兰州府是甘肃首府）分发，各州县并不解交经手。”虽然勒尔谨的供词极力为自己开脱，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改收捐粮为折色是在王亶望任内开始的，后来冒赈更是成了他分肥的手段。

再说甘肃兰州这边，甘肃布政使王廷赞接到皇帝召自己去承德避暑山庄晋见的谕令后，已经意识到此行凶险难料，但圣意难违，他不得不遵命行事。但王廷赞也不是没有丝毫行动，而是飞快写了一封机密信件，派心腹王亮侯紧急送往位于关外盛京（即沈阳）的源有通号帽铺，这才开始准备启程。

前往热河，必须要经过北京。在到达北京后的当夜，王廷赞不带随从，一个人秘密赶去一家客栈与一个名叫王诲之的人见面。王诲之就是源有通号帽铺的老掌柜，接到王廷赞的密信后，便率领何万有、张谦益、王汝辑、孙士基、曹国林五名伙计（清代“伙计”意思很广，包括合伙人、经营者等）火速从盛京赶来北京，已经恭候多时了。王廷赞身为朝廷大员，怎么会与这些普通商人扯上关系呢？

原来，王廷赞不但与王诲之有联宗之谊，本人还是源有通号的大股东，王诲之是应王廷赞之请，任掌柜经营源有通号帽铺。而何万有等五人也并非普通的雇佣伙计，均是王廷赞心腹王亮侯的临榆（今河北秦皇岛）同乡，由王亮侯引荐，成为王廷赞生意上的合股人。

七个人在房中商议了很久很久，一直到天快亮时，王廷赞才从房中出来，独自离开。

外面，东方的天空已经露出了鱼肚白。王廷赞凝视着，忍不住长叹了一声。此时，他已经知道跟随自己多年的王亮侯在送信到盛京后即不告而别的消息。唉，果然是大难临头各自飞。不过，在他内心深处，并没有怨恨王亮侯的背叛，而是有一种“树倒猢狲散”的悲哀。

乾隆四十六年（1781）六月初，王廷赞终于到达热河，军机大臣会同大学士、九卿立即遵旨讯问。王廷赞的供词与勒尔谨如出一辙：改收折色是自王亶望任内开始，他到任后发现收银不合体制，立即下令停止收银，重新按收粮处理，但之后一直无人报捐，无奈之下，只得依旧延续前任的做法。至于每名监生收银五十五两，则是因为考虑到各州县办理捐银数多寡不齐，又担心各州县有短价勒买粮石之事发生，有个统一规定的数额而已。甘肃粮价比较便宜，此数足敷定额。而之所以要将办理捐银交给兰州府专办，是因为其他各省到甘肃捐监的商民通常都是聚集在省城兰州，改归首府更方便报捐。兰州府统一收捐后，会将收银发给各州县，购买粮食补还仓库，再按季申报，道府并加结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