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第2/3页）

于是我便开始讲故事。其实只是简单的小故事，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只是一些经过巧妙组合的小片段，散布着一个令人难忘的主旨和几个亮点。它们只是被我丢弃在破布袋底部的边角废料。这样的故事我还有几百个。它们是小说和故事里被删除的片段，是从未完成的情节，是我从未找到用处的流产的人物和美景。它们是在编辑中被删减掉的碎片。接受采访就是把原本无用的破碎情节经过整合，重新缝在一起，完成时就是一篇全新的人物专访。

记者们走时都是兴高采烈的，他们的手心里紧紧握着笔记本，就像生日派对结束后攥着糖果的小孩子。以后他们会把这当成一件大事告诉他们的孙子孙女：“有一天，我见到维达·温特，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回过头来继续说《班伯里先驱报》派来的那个男孩。他说：“温特小姐，告诉我真相。”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采访我的人往往都会设计各种计谋，处心积虑地引我说出真相，我在一英里之外就能认清他们，但这个男孩的要求算什么？太好笑了。我的意思是说，他究竟指望听到什么？

一个好问题。他期望得到什么？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渴望的热火。他紧紧地盯着我。搜寻，探究。他在寻找某种特殊的东西，我敢肯定。他的额头上都是汗。或许他身体有点不舒服。告诉我真相，他说。

我的内心涌起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昨日再现。以前的生活犹如潮水一般，在我的胸中激荡，在我的血管里升起一波潮汐，向我的太阳穴送去阵阵涟漪。他的要求异常刺激。告诉我真相。

我仔细考虑了他的要求。我在脑子里反复思量，斟酌可能的结果。他扰乱了我的情绪，这个男孩子，他那苍白的脸庞和充满激情的眼睛让我感到不安。

“好吧，”我说。

一小时后他走了。心不在焉地与我道别，再也没有回头看。

我没有告诉他真相。我怎么可能告诉他真相呢？我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一个乏味、营养不良的小故事。没有火花，没有亮点，只有一些黯然失色的枯燥片段，我将它们粗糙地组织在一起。这种故事听起来很像是真实的生活。或者，更确切地说，人们以为真实的生活是那样的，其实并非如此。对我这样有才能的人而言，创造一个那么无趣的故事并不容易。

我透过窗户目送他。他拖着脚走上大街，垂头丧气，每一步都走得疲惫而费劲。所有的活力、能量和热情都消失不见了。是我杀死了它们。不全是我的责任。他本该更明智，不该相信我。

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但是我的胃里、太阳穴处和指尖所感受到的感觉——却久久挥之不去。想到那个男孩子所说的话，那种感觉就一阵阵向我袭来。告诉我真相。“不，”我说。我一遍又一遍地拒绝。不。然而就是没有办法驱走它。这让我分心。更糟糕的是，这还是一种威胁。最后，我与它达成协议。“现在不行。”它叹气、坐立不安，但最终它平静下来了。那种感觉平息后，我几乎忘记了它。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三十年以前？四十年以前？或许是更久以前。时间流逝的速度远比你想象得要快。

最近那个男孩的要求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告诉我真相。最近我的内心又再度感受到了那种奇怪的悸动。我的体内有一种东西在滋生，在分裂繁殖。我能感知到它，它在我的胃里，又圆又硬，大小和一个葡萄柚差不多。它吸走我肺里的空气，消耗我骨头里的骨髓。长久的蛰伏改变了它。它从一个温顺听话的东西变成了一个暴徒。它拒绝一切谈判，不接受讨论，坚持要求享有自己的权利。它不会接受一个否定的答案。真相，它发出回声，看着男孩离去的背影，重复着他所说的话。然后它转向我，揪紧我的内心，猛地一扭。我们达成了协议，记得吗？

时候到了。

周一过来。你四点半到达哈罗门车站时，我会派车去接你。

维达·温特读完这封信后，我在台阶上坐了多久？我不知道。因为我仿佛被咒语镇住了。信的字里行间蕴藏着某种魔力。这些出自专家巧手的词语，俘虏了我。它们像蛛丝一样缠住你的四肢，当你迷醉其中时，你便无法移动，它们刺穿你的皮肤，进入你的血液，麻痹你的思维。它们在你体内实施巫术。当我终于清醒过来时，我只能猜想自己刚才意识不清时所发生的事情。这封信对我干了什么？

我对维达·温特所知甚少。自然地，我想起了通常与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头衔：英国最受爱戴的作家；我们时代的狄更斯；全球最著名的在世作家；诸如此类。我当然知道她很受欢迎，但我后来做调查时，有关她的数据依然让我吃惊。五十六年中出版了五十六本书；作品被翻译成四十九种语言；在英国图书馆的出借榜上，温特小姐二十七次被评为最受欢迎的作家；根据她的小说拍摄的电影长片多达十九部。就统计数据而言，最受争论的问题是：她作品的销售数量是否超过了《圣经》？回答该问题的困难倒不在于算出她作品的销量（这个数字成百万地不断变化），而在于获取《圣经》的可靠销量：不管一个人对“上帝”一词持怎样的看法，他的销售数据都是不可靠的。当我坐在台阶的最底端上时，最让我感兴趣的一个数字或许是“二十二”。一共有二十二名传记作家因为资料不足，或是缺乏勇气，抑或受到来自温特小姐本人的引诱或威胁，被说服放弃尝试挖掘有关她的真相。但当时我对此一无所知。我只知道一个与此有关的统计数字：我，玛格丽特·李，读过几本维达·温特写的书？一本也没读过。

我哆嗦着坐在台阶上，打哈欠，伸懒腰。回过神来后，我发现，在我精神不集中的时候，思维已经被重组。在被我忽视的记忆的碎石堆中，两则细节被特别挑出来，引发了我的思考。

第一个场景发生在店里，与我的父亲有关。一家私人图书馆拍卖旧书时，我们收进一箱子图书，拆包时发现里面有若干本维达·温特的书。我们书店不经营当代小说。“我会在午餐时段把它们送给慈善商店。”我说，随后便将它们放在桌子的一边。但是上午还没过完，四本书中的三本就没有了，卖掉了。买家分别是一位牧师、一名制图师和一个军事历史学家。我们的顾客——像大部分爱书人一样，外在的苍白脸色掩饰不住他们内心的热情——当他们发现平装本的温特的书、看见它们色彩丰富的封面时，似乎都变得容光焕发起来。午饭后，我们完成了那箱书的拆包、编目和上架工作，店里没有顾客，我们便像往常一样坐下来阅读。时值深秋，外面正在下雨，窗户蒙上了一层雨雾。店里的煤气炉嘶嘶作响；我们对此听而不觉，并排坐在一起专心致志地看书，我们之间的距离既近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