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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他们跟我说，我要被送往西部，因为药品送不过来。没有人跟我说我的病情如何，但我的脚很疼。苏联越来越近了，我知道这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维也纳森林。

她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丽、最聪明的女人。你可以同时爱上两个女人吗？是的，你可以。

盖布兰已经变了，所以我用了丹尼尔的昵称“乌利亚”。海伦娜更喜欢乌利亚这个名字，她觉得盖布兰是个奇怪的名字。

其他人睡觉时，我写诗，但我没有太多写诗的天分。她一出现在门口，我的心就猛烈跳动。丹尼尔说如果你想赢得女人的心，就必须保持冷静，嗯，几乎是冷漠。就好像捕捉苍蝇一样：你必须静静坐着，最好是看着另一个方向。等苍蝇开始信任你，停在你面前的桌子上，爬得越来越近，最后几乎是求你捉住它时，你就必须快如闪电地出手，坚定而没有一丝疑惑。“没有一丝疑惑”最为重要。最重要的不是速度，是信念。你只有一次机会，必须做好万全准备，丹尼尔说。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维也纳。

……我从心爱的海伦娜的臂弯中离开。空袭已结束很长一段时间，但午夜的街道仍然空空荡荡。我回到“三个骑兵”餐厅，我们的车就停在餐厅旁边。车子的后挡风玻璃碎了，一块砖头在车顶砸出个大洞，所幸除此之外，车子并无其他损伤。我坐上车，以最快的速度开回医院。

我知道要再替海伦娜和自己做些什么都已经太迟了。我们两人只是被卷进一个由无数事件组成的大旋涡，而且无能为力。她畏惧父母，注定要嫁给这个克里斯多夫·布洛海德医生，这个人渣自私无比（却口口声声说那是爱！），不断污蔑爱的本质。难道他看不出驱动他的爱和驱动海伦娜的爱是完全相反的吗？如今我得牺牲我跟海伦娜共度一生的梦想，以换取她的人生，哪怕不是快乐的人生，至少也是有尊严的人生，让她不会被布洛海德逼着去过堕落的人生。

这些思绪在我脑海中激荡不已。丹尼尔指挥着我的手和脚，我高速行驶在像人生一样曲折迂回的道路上。

……发现我坐在他床边，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你在这里干吗？”他问。

“克里斯多夫·布洛海德，你这个叛徒，”我轻声说，“我判处你死刑，你准备好了吗？”

我认为他还没准备好。人对死亡永远缺乏准备，总以为自己会长生不死。我希望他能亲眼看见自己的鲜血喷上天花板，我希望他听见自己的鲜血洒落在床单上的声音，不过我最希望的是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

我在衣柜里发现一套西装、一双鞋子、一件衬衫，我把这些衣服鞋子卷起来夹在手臂下，跑回车上，发动引擎……

……仍在睡梦之中。突然下了场大雨，我全身湿透，又湿又冷。我钻进被窝，躺在她身边。她温暖得像烤箱。我贴上她，她在睡梦中呻吟了一声。我试着紧贴彼此的每一寸肌肤，试着骗自己说我们将永远如此相拥，试着不去看时钟。距离火车出发只剩两小时。再过两小时，我就会成为全奥地利通缉的杀人犯。他们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离开，不知道我会走哪一条路线，但他们知道我的目的地，只要我一回到奥斯陆，他们就会将我逮捕。我紧紧拥抱她，希望这个拥抱能让我留存一生。

哈利听见门铃响起。门铃是不是响了一阵子了？他找到对讲机，按开大门让韦伯进来。

“除了电视体育节目，我最痛恨的就是这个，”韦伯气冲冲地踏进门，把一个行李箱大小的航空箱重重放在地上，“独立纪念日，整个挪威都疯了，道路封闭，开车还得绕过市中心才能抵达目的地，我的妈呀！我们从哪里开始？”

“厨房的咖啡壶应该可以采到清楚的指纹，”哈利说，“我跟维也纳一个警察联络过了，他已经忙着去找一九四四年的指纹。你把扫描仪和电脑都带来了吧？”

韦伯拍拍那个航空箱。

“太好了。指纹扫描完，就把电脑连上我的手机，用电子邮件把指纹寄给联络人清单中的‘弗里茨，维也纳’。弗里茨会坐在电脑前，等我们把指纹发过去，就立刻进行比对。”

“这是怎么回事……”

“密勤局的事，”哈利说，“只有需要知道的人员才能知道。”

“是吗？”韦伯咬着下唇，用搜寻的眼光看着哈利。哈利直视韦伯的双眼，等待着。“你知道吗，哈利，”韦伯最后说，“很高兴看见挪威还有人如此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