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杂务
对于一个喜欢独处,做做梦,读读书,打打坐的人来说,莎士比亚书店的环境简直是太喧嚣了。有许多人是在从各种事务和活动中退隐出来后,才开始一种沉思的生活。但对我来说,一切却正相反:首先是沉思,然后是忙乱。有一个刚刚从维也纳过来的弗洛伊德的学生在观察我之后,说:“你是一位典型的外向型的人。”
首先当然是书店里的一切日常事务,一个书店中要忙的事情可真多,就像《南西·贝尔号之歌》(Rhyme of the Nancy Bell)[1]那首打油诗中写的那样,我“既是厨师也是勇敢的船长”。在玛西尼前来帮忙之前,我一直是学徒、老板、职员集为一身。单单想象一下每天除了卖书和借书之外,我还得负责计算那些账单!我得要管理三种不同货币的银行账户:美元、法郎和英镑。要计算那些便士、生丁和美分,是最让我头疼的工作。我“特殊的”算术能力让我处理起生意来可真困难,为此我浪费了许多时间,也浪费了大张大张的草稿纸。有一次,我在普林斯顿时的好友杰西·赛亚(Jessie Sayre)[2]正巧经过巴黎,她是威尔逊总统美丽的二女儿,一直对我的书店非常关心,我对她提起这一大困难,杰西就建议我晚上到她的旅馆去,她可以教我一种算术系统,她曾用这个系统成功地教会过一班智力发展迟缓的孩子们。所以,吃过晚饭后,我就来到她的房间,开始学习。第二天,赛亚夫妇就离开了巴黎——说也奇怪,她的丈夫和她的父亲非常相像。杰西临走时,非常肯定地说,有了她的这个算术系统,我立即就能把一切都料理好。我不想让我的好朋友失望,而且,我也感到非常惭愧,一直没有告诉她,其实我立即就回到了我的老办法中,那就是用大张纸做计算。
阿德里安娜·莫尼耶的书店给人的印像是平和安静的,你一走进去,就觉得全身舒缓下来。也难怪,阿德里安娜没有一个乔伊斯在她的书店里呀!更何况,我们美国人天生就喜欢吵吵闹闹。莎士比亚书店也就整天人声喧哗。我父亲在普林斯顿读书时,他的同学们给他起的外号是“杂务毕奇”,这个雅号用在他女儿身上也正合适。
早上九点钟,巴黎大学专门研究盎格鲁——撒克逊的贺钦教授(M.Huchon)就来了,要给他的英国太太找一本轻松的小说;从那时开始,一直到午夜关门,书店里就不断地有学生们,读者们,作家们,翻译家们,出版商们,出版商的跑腿们,或朋友们进进出出。图书馆的成员中有许多当代作家,当然,还有那些我不认识的他们的读者朋友们。我当然特别喜欢那些来借阅乔伊斯或艾略特的作品的读者,但是对于其他的读者,我也尊重他们的权利。我曾为一位养育着七个喳喳乱叫的孩子的妈妈提供了一整套“宾豆”(Bindle)系列作品[3],我还曾给法国会员弄到他一再要求的英国作家查尔斯·莫根(Charles Morgan)的作品。我也非常喜欢像我自己这样平凡单纯的读者。如果没有我们,作家们该怎么办?书店该怎么办?
为读者寻找到合适的书籍,就像为他们寻找到合适的鞋子一样困难。有些顾客要从美国或英国订购最奇怪的出版物,例如,有一位每年只到我的书店来一次,就是为了取他的《拉斐尔历书》(Raphael's Ephemerides)。他们怎么就不能简简单单地买一本《男孩的愿望》(A Boy's Will),而偏要寻找我书店里根本就没有存货的东西呢?
当然,我的顾客一半以上是法国人,所以,我的工作也包括非正式地教授他们有关美国文学的知识,给他们提供最新的信息等。我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对美国新作家们一无所知。
我的这些“兔儿”[4]之中,有一位是培根的崇拜者,我的店名让他如此恼怒[5],所以,他常常按捺不住要到我的店里来。在吞下培根火腿和鸡蛋的早餐后,他就急急忙忙赶到我的书店,千方百计地阻止我回复那堆积如山的写给莎士比亚书店的公务信函。他会把《解剖忧郁》(Anatomy of Melancholy)[6]或其他书籍从书架上硬扯下来,把书打开到能够证明莎士比亚是培根的笔名的那一页上,然后就把翻开的书留在店里。这位“兔儿”还有些暴力倾向。有一天我看到他直盯着拨火棍看,很显然,他已经决定要把莎士比亚书店的老板给放倒在地上,所以,当我看到海明威一如往常地走进书店时,我真是大大松了一口气。
我还是更喜欢那些年轻的“兔崽儿”们,他们径直走进来,坐在那张红色圆桌边古老的小扶手椅上,阅读布莱荷的《地理》(Geography)[7]。布莱荷一直相信书籍应该出得又大又平展,可以让人坐在上面。我也总愿意停下手中并不太重要的活计,给这些孩子们看拉尔博的西点军校的士兵们,还有我在里屋大柜子上面放着的其他玩具,当然,你得把这些孩子举起来,他们才能看得见。
其中我最喜欢的一位是哈里特·沃特菲尔德(Harriet Waterfield)。她的父亲戈登·沃特菲尔德(Gordon Waterfield)正在撰写一本关于他们家族长辈达芙·戈登夫人(Lady Duff Gordon)[8]的传记。这本传记非常有趣,我要将这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推荐给所有没有读过的人。
哈里特当时只有五岁,她对她妈妈说:“你知道么,西尔维亚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也把她当成挚友。有一天,我本该在书店里工作,但却跟着她去布隆涅森林里的动物园游玩。那时正是春天,那些动物的幼崽们就在游客的脚下跑来跑去,让人恼火的是,有时候它们还会跳起来,咬掉你大衣上的纽扣,这可是你最好的大衣,你妈妈一再叮嘱你千万别弄坏。等到我们去看大象时,就轻松多了,因为大象不会跳来跳去。哈里特说:“下次我们再来,就直接去看大象。”
有一天,一位穿着白裙子的金黄头发的小女孩和她的父亲一起来到书店,她坐在红色的小圆桌前翻阅儿童读物。这个孩子名叫薇奥兰(Violaine),是诗人克洛岱尔的干女儿,她的名字就是随克洛岱尔的戏剧《小女孩薇奥兰》(La Jeune Fille Violaine)中女主人公的而取的。她的父亲是诗人和大使亨利·霍伯诺(Henri Hoppenot),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之一。薇奥兰和她的父亲以及母亲海琳娜·霍伯诺(Helene Hoppenot)刚刚从北京回来。
这个小女孩的英语几乎和法语一样好,那天我和她的父亲说话时,她深深地沉浸在凯特·格林纳威(Kate Greenaway)[9]的作品中,等到她长到二十岁时,在反纳粹的抵抗运动中,她变成了最危险的环境里最勇敢的女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