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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杰伯廷斯基的诗集里，排在“我们用热血与汗水提升一个人种”、“约旦河有两岸”、“从贝塔、锡安和西奈奇迹召唤我的那天起”之后的，是他翻译的节奏优美的世界诗歌，包括爱伦·坡的《乌鸦》和《安娜贝尔·李》、埃德蒙·罗斯唐的《公主远去了》，以及保尔·魏尔伦的《秋歌》。

很快，我便将这些诗歌烂熟于心，终日流连忘返，陶醉于诗中弥漫着的浪漫苦痛与可怕烦恼之中。

我在约瑟夫伯伯送的那个精美的黑皮笔记本里写下了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爱国主义诗歌，同时，我也开始写下忧郁感伤的诗，充满着风暴、森林和大海。还写了一些爱情诗，那时我甚至不懂什么是爱情。或许已经知道，但是，尚在谁杀的印第安人多，谁就能赢得一个漂亮姑娘作奖品的西部电影与安娜贝尔·李、她的伴侣和他们二人的墓园之恋中徒劳地寻找某种调和。但调和二者绝非易事。更为艰难的，则是在所有这些以及校医讲授的包皮—卵子以及输卵管—管状器官迷宫之间实现某种安宁。夜间的脏事如此无情地折磨着我，以致让我想到了死，或者回到未被那些捉弄人的梦魇魔爪困住的自己。我打定主意，将其永远消灭，一夜又一夜，那些山鲁佐德向目瞪口呆的我显示如此狂放不羁的情节，我整天不耐烦地等待夜晚床上的时光。有时，我等不及了，便把自己关进塔赫凯莫尼操场臭烘烘的厕所或家里的卫生间，几分钟后出来，垂头丧气，像破布片一样可怜巴巴的。

女孩子们的爱，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在我看来就是一场灾难，一个无法摆脱的陷阱，你开始梦游般漂到一个使人着魔的水晶宫，而醒来之际，浑身却在肮脏的粪坑里湿透。

我逃之夭夭，在描写神秘、冒险与战争的一本本书组成的神志清明的堡垒中寻找避难所：儒勒·凡尔纳、卡尔·迈、费尼莫尔·库柏、玛因·里德、福尔摩斯、《三剑客》、《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蒙德苏玛皇帝的女儿》、《曾达的囚徒》、《火与剑》、艾德蒙多·狄·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金银岛》、《海底两万里》、《卡哈马尔卡的黄金》、《神秘岛》、《基督山伯爵》、《最后一个莫希干人》、《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最黑暗的非洲深处、精锐士兵和印第安人、作恶多端的人、骑兵、偷牛贼、抢劫者、牛仔、海盗、群岛、一群嗜血成性头戴羽毛珠子涂着颜料的土著人、令人毛骨悚然的厮杀呐喊、充满魔力的咒语、巨龙骑士和手持短弯刀的撒拉森骑兵、妖怪、巫师、皇帝、坏蛋、鬼魂，尤其是讲述面色苍白的青少年，他们注定要成就大业，设法克服自身的苦恼。我想像他们那样，我想像描写他们的那些人一样。也许我尚未弄清楚写作与赢得胜利之间存在着何种区别。

儒勒·凡尔纳的《米哈伊尔·斯特洛果夫》赋予我的某种东西至今仍然伴随着我。俄国沙皇派斯特洛果夫执行一项秘密任务，把一至关重要的消息带到围困在最遥远的西伯利亚的俄国军队。路上，他得经过鞑靼人的统治地区。鞑靼卫队抓住了米哈伊尔·斯特洛果夫，将其带到首领大可汗面前，可汗命令用白热的剑烫瞎他的双眼，这样他就无法继续执行前往西伯利亚的任务。斯特洛果夫把至关重要的消息铭记在心，但是既然失明了，怎样才能溜出鞑靼士兵的重围，抵达西伯利亚？纵然滚烫的剑烫过了他的眼睛，但忠心耿耿的信使继续盲目探路向东行进，直至情节发展至一个关键时刻，读者得知，他根本就没有失明：滚烫的剑在碰到他眼睛时，被他的眼泪冷却！因为在那千钧一发之际，米哈伊尔·斯特洛果夫想到自己将永远看不到亲爱的家人，眼睛里顿时盈满了泪水，泪水冷却了剑身，挽救了他的视力，也挽救了他至关重要的使命，斯特洛果夫圆满完成了任务，使国家在抗敌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因此，是斯特洛果夫的眼泪挽救了他和整个俄国。但是在我居住的地方男人不得流泪！眼泪乃奇耻大辱。只有女人和孩子才可以流泪。我甚至五岁时就以哭泣为耻，八九岁时，我学会了遏制哭泣，以配得上男人这一称号。正因如此，当我在11月29日的夜晚，左手在黑暗中偶然碰到父亲湿润的脸颊时，我感到大吃一惊。正因如此，我从来没说过此事，无论对父亲，还是对任何其他生灵。现在这里有个米哈伊尔·斯特洛果夫，一个无所畏惧的英雄，一个铁人，可以经受住任何艰难或痛苦，然而，当他突然想到爱时，他没有克制：他哭了。米哈伊尔·斯特洛果夫不是因恐惧而哭泣，不是因痛苦而哭泣，而是因强烈的情感而哭泣。

而且，米哈伊尔·斯特洛果夫的哭并没有把他降低到一个可怜虫，一个女人的位置上，也没有损害他的男子汉尊严；无论作家儒勒·凡尔纳，还是广大读者，都可以接受。仿佛突然接受一个男人哭泣，这个男人的眼泪拯救了自己和整个国家，还远远不够。因此这个最具男子汉气概的人中豪杰由于具备“阴柔”之气而战胜了所有的敌人，那阴柔之气在生死攸关之际从他灵魂深处涌出，没有减少或者削弱他的“阳刚”之气（那时候他们为我们洗脑时总说）：相反，它使阳刚之气趋于完美，并达到安宁。因此，也许那时可在令我痛苦的选择中，在儿女情长与英雄豪气之间，找到一种体面堂皇的方式？（十几年后，《我的米海尔》中的汉娜也许会被米哈伊尔·斯特洛果夫这一形象深深吸引。）

那时也有《海底两万里》中的船长尼摩，这是一个自负勇敢的印度人，憎恶剥削体制、民族压迫以及无情地恃强凌弱、自私自利的个体。他痛恨北欧国家傲慢自大的恩赐态度，令人想起爱德华·萨伊德，或者弗朗兹·法农，于是决定脱离这一切，在大海下面建造一个小型乌托邦。

这一点，显然最能令我的心跳荡不已，与犹太复国主义产生呼应。整个世界总是迫害我们，待我们不公，因此我们退到一边，建立我们自己的小型独立泡沫，我们在那里可以过上“纯洁自由的生活”，躲开迫害者的残忍无道。但是，像尼摩一样，我们不再做无助的受难者，而是要运用我们富有创造力的才智，我们会用精密的死光来装备我们的“鹦鹉螺号”，无人胆敢再次算计我们。若有必要，我们的长臂会抵达世界尽头。

在儒勒·凡尔纳的《神秘岛》，一伙在海难中幸存下来的人设法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创立一个小型文明地盘。幸存者都是欧洲人，都是男人，都是富有理性、心地善良、豁达的男人，他们拥有技术头脑，大胆而机敏，他们真正代表着19世纪所希冀的未来者形象，清醒，开明，强劲，借助于理性力量，按照进步的新教信条来解决任何问题。（残忍、卑劣的本能与邪恶显然被赶到了后来出现的另一个岛：威廉·戈尔丁笔下《蝇王》中所描写的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