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殿堂（第3/8页）

如今，砖墙之外，她们的孙女们静静等候，其中几位的外套太大，几乎盖住整副身躯；狱中待审的囚犯们是她们的先生、男友、孩儿、父亲。我们发出嘘声，我们高声叫嚣，我们问她们要不要跑趴。换作七十年前，她们的哀伤说不定值得一位伟大的诗人提笔撰文。但是现在谁还读诗？

“我不怕。”我大声说，沃拉里、伊凡、亚历山大全都同意他们不怕。我不知道我们说的是车臣还是克列斯提监狱。我从我朋友们手中收取一张张沾了汗水而软趴趴的钞票，走上一栋破烂国宅的三楼，领取那张千元卢布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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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工作跟刊登在地方报纸和部落格的分类广告完全不一样，那些广告征求具有商学院学历、会说多种语言的男士，或是面貌姣好、想要到欧洲脱衣舞俱乐部跳舞的单身女郎，我的新工作却既不光鲜，也不浮华，而且无助于提高我的身份地位、让“贾卡达”或是“颓废”那些以长相识人的保镖们放我一马。那些夜店的保全人员可比看守天国之门的圣彼得更难缠。头一天上工，我清晨四点就拖拖拉拉地起床，上楼帮基里尔穿衣。他的衬衫、长裤、床单全都裁剪自政府核发的蓝色帆布。

“你平常到底怎么穿衣？”我问。

他坐在床沿，脸上的笑容有如一万瓦特般灿烂。他竟然喜欢看我受罪！快乐是一场零和赛局，我的比数愈低，他的比数愈高。目前看来，他的得分扶摇直上，随时可能冲破天花板。

“我可以自己来。”他说。他咧嘴一笑，露出跟食用油一样颜色的黄板牙。“只是比较花时间。”

“我们有一整天的时间。”

“你真多嘴。”他说，“尤其是对一个处男而言。”

该死！谁告诉他的？更重要的是，他还跟谁说了？我再也混不下去了。说不定我可以卖肾买个身份、摇身变为一个亚马尔半岛饲养麋鹿的牧人？“亚马尔半岛”（Yamal Peninsula）在俄文里的意思是“世界的尽头”，说不定应该算得上遥远。我已经在脑海里盖起冰屋、娶了一头麝牛当老婆，基里尔忽然打断我的思绪。

“瞧瞧你这副德行，你的脸涨得比我喝的罗宋汤还红。”他闭上眼睛，神情静穆，好像一个所求不多、容易满足的智者。“我记得我的第一次。那是我十三岁生日。”

十八岁的我不但处男，而且是个老处男。

“我爸带我去找他最喜欢的妓女，让她帮我‘转大人’。”基里尔继续说，“我操她的时候，他站在床边，距离倒没有近到让我觉得怪怪的，我必须强调这一点。他只想确定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大概五秒钟就射了，他拍手叫好，我从来没让我老爸这么骄傲。

“但是你啊。”他的眼睛直直迎上我的目光。“你以为你很了不起，不屑帮一个截肢的人穿裤子，而你这个浑小子甚至还是个处男。你丢不丢脸？”

我帮他把长裤拉到他瘦巴巴的臀部，长裤截短，只及大腿中段，下摆折边，看起来比较像是一件排球短裤。他指指地上一卷黏答答的胶带。“你得帮我把残肢裹起来。”

“我他妈的才不呢。”

“你得学着怎么做。”他咄咄相逼。

“你缺了脚，又不是缺了手。你自己来。”

“童子鸡，快点。”他下令。

我拿起胶带、在他的残肢上绕了几圈之后，基里尔在头发上抹上植物起酥油，用梳子梳了十几下，然后带着满意的神情把头发中分。“他们可以舀一大匙这个鬼东西放进罐子里，贴上法文标签，把价钱抬高十倍。”他解释，“但他们骗不了我。”

最后一个步骤是喷上大量古龙水，古龙水呛鼻，闻起来像是防止尸体腐化的香油。我把基里尔抬上他的轮椅，推着他走到走廊。

“我自己下楼。”我们走到楼梯口时、他对我说。他把一块厚纸板塞到身下，戴着手套的双手紧紧抓住两边的扶手，好像乘坐平底雪橇似的滑下楼梯。七层楼，没问题，他大气都不吭一声就自己下楼，但是他的长裤却像是一座只有我可以抱着他攀越的高峰。恬不知耻的混蛋。

“等等。”他说。大楼的大门铿锵关上，中古世纪的攻城器具都打不破那个鬼东西。“我想要喘口气，休息一下。”

“你坐轮椅耶。除了喘口气休息，你还能干吗？”

他摇摇头，点一支烟，跟我说话，那种表情好像我才是不讲理的一方。“你这个小鬼，干吗如此慌张？急着想要献出你的童贞？”

我有样学样，也点了一支烟。无眠的夜晚有如一个死胡同，始终通向混沌的清晨。云朵只是懒洋洋地停滞在空中，完全不顾世事。懒惰的混蛋。一座烟囱矗立在涅瓦河对岸，烟囱高耸突兀，比任何一座皇宫的圆塔都显眼。如果世世代代以其伟大的纪念碑流传后世，在后代子孙的心目中，我们这个时代的纪念碑将是移动电话优惠方案的广告牌。马路对面，一群野狗追着一个游民跑过弃置的空地。根据我们的教科书，多达千名的农奴为了兴建圣彼得堡丧命。我们的老师认为不止于此，说不定将近十万。但为了跟你上床，他什么都肯说。带头的野狗咬了一下游民的屁股，他跌跌撞撞地往前走，一只有如水牛般巨大的罗威纳犬冲向他的脊背，他往前冲了三步，终于跌倒在地。我不确定圣彼得堡是否连他这种人都配不上。

“我以为你打算上路了。”

“早餐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基里尔边回答、边举起他的香烟。“我们必须慢慢享用。”

我推着基里尔沿着夏帕勒尔纳亚街往前走，斯莫尔尼修道院的白色圆顶逐渐消失在我们身后。我们在Chernyshevaskogo地铁站左转。一个赌场闪闪发亮，好像街灯映照下的棒棒糖。到处都是寿司餐厅和爱尔兰小酒馆。街旁停了一排豪华礼车，车窗上了色，跟司机们的太阳眼镜一样墨黑。生锈的煤灰桶冒出火光，火苗透过格栅抽搐颤动，看起来好像反倒是它们冷得发抖，感觉有点怪异。我们静待车流暂缓，等着过马路。

“你把我抬过入口。”我们接近Chernyshevaskogo地铁站的入口时，基里尔对我说。我塞进两枚代币，两只手臂撑着他的腋窝，把他抬过入口。对一个缺了半截身子的人而言，他还满重的。

我拆卸轮椅时，报贩们挥舞着报纸的头版。索契的大型度假中心将于明年开幕。悉尼准备主办夏季奥运会。克列斯提监狱将改建为旅馆购物商场。

“Chernyshevaskogo地铁站的电梯深达一百三十七米。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

“我可以把它当作一把尺，而且长度足以丈量我裤裆里的家伙。”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