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的课时
虞龙发 译
像前辈们那样，看来在今后几年里我必须再次专心致志地回忆孩提时的往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这可以说是种惩罚，还得在相反的前提下，对自己的讲述才能作一番怀疑，并加以弥补。说故事要有听众，讲故事的人要有勇气。你面对的是一群听众，与他们共处一地，其间有个习惯、语言和思维方式的问题，这时你得拿出勇气来。青年时代我崇拜的（至今还爱戴和喜欢的）首先是讲述那个塞尔特维拉故事的叙述大师。好长时间他几乎成了我的精神支柱，使我笃信自己和前辈们一样也有这方面的天赋，每次讲故事，也是与我的听众、读者共处一乡的，用他们和我一样既熟悉又认识的乐器和歌谱为他们弹琴吟唱。虽然不像学校用的教科书和儿童看的连环画那样，道理浅显易懂，但在我讲的故事里虽说光明和黑暗，喜悦和悲哀，善良和邪恶，有为和痛苦，有神论和无神论不那么绝对和那么泾渭分明地可以分开来，但其中不乏细腻动人之处，有心理的变化，特别是充满幽默的情趣，什么听不懂，缺乏故事的可述性，什么故事那种展开、冲突、团圆一成不变的清一色情节套路，这些根本性的疑惑一概不存在。讲故事要像讲塞尔特维拉故事的大师那样讲述；聆听故事要像听大师讲故事那样，给自己和听众带来乐趣。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才慢慢地勉强地认识到自己的生活与讲故事的方式格格不入，为讲故事或多或少占去了大半人生中的阅历，不是放弃讲故事这个行当，就是决定不做一个讲故事的好手，而去做个蹩脚的故事员。从讲述《迪米安》1的故事到介绍《东方之旅》2，我讲的东西越来越脱离美好的传统。假使今天我再尝试写些简短的个人的阅历的话，一切创作技巧都会从我的手中溜掉，亲身的经历几乎像幽灵那样嘈杂、纷繁，难以看透。我不得不承认，近几十年里称得上有分量的有价值的东西莫过于讲述的技巧，但是它已经使我怀疑和犹豫了起来。
卡尔弗拉丁文学校有几个不太令人喜欢的班级。一天上午，我们学生正在做作业，过了一个很长的假期之后刚开学没几天，每个学生把自己父亲签过名的蓝颜色的成绩本子交给了老师。大家都还没能适应如监狱般单调无聊的学习生活，这一点特别明显。就连那位还不到四十岁的老师，在我们这些十一二岁的学生眼里看来，与其说情绪糟糕，倒不如说意志消沉。只见他在那把垫得老高的椅子上端坐着，面容蜡黄，躬着腰在看每一本成绩手册，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自从他年轻的妻子去世后，他和他唯一的幼子生活在一块。儿子的额头高高的，有一双蓝蓝的眼睛，明亮如水，就是人长得面黄肌瘦。这位神情严肃的老师显得十分疲劳，而且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他孤傲，自命不凡，但得到人们的敬重，又令学生惧怕；生气发火的时候，传统的学者风度就被一道恶魔般的粗野光束穿破，任何谎言被揭穿。教室里静悄悄的，没有人在说话，空气中散发着墨水味、男孩身上的气味和校服皮革味。偶尔冒出一个打破寂静的声响： 啪嗒一声，书掉在了干净的杉木地板上；或是有人悄悄在说话；或是有人由于压低嗓门想笑未笑时而发出的喘息声。每次响动都被居高而坐的老师发现，并迅速予以制止。他采用的办法是，常常向学生投去一个目光，或摆动一下下颚，或伸出手指威胁一下，有时轻咳一声，或从嘴里冒出一个词来。那一天，谢天谢地，教师和学生之间没有出现雷雨前那种雷电交加的现象，即可能预想不到的或许非人所愿的事情，但是轻微的紧张气氛还是有的。我不知道我究竟是喜欢那样的事发生呢，还是宁可要安静和完美的和谐。也许这是很危险的，也许会出事，但是最后我们几个男孩特别是在做功课的时候，急切盼望停课和出现突如其来的事情，无论哪一种都行，因为我们这些男孩被管得太严，要求一声不响地保持安静，这种单调乏味的课是无法坚持上下去的。
我记不起当时老师布置我们做的作业。老师他那时坐在高高的讲台后面，看着校方的文件。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老师看的绝对不是希腊文，因为上希腊课只有我们四五个同学，人称“老学究”，当时全班同学坐在教室里。那是我们开始学希腊语的第一年。我们几个“希腊人”或“老学究”同其他同学分班那件事给学校生活带来了一种新气象。我们几个未来的牧师、语言学家、大学老师是要和那些未来的制革匠、制衣人、商人或者酿酒工人分道扬镳的，我们属于上层人，名誉、权利和刺激与我们相随；在校我们是出类拔萃的尖子人物，是干大事的人，不同于手工业者和只知赚钱的人。但是，不管这种荣誉感是多么的空乏，有其危险的、令人思虑的一面，我们知道将来面临的考试不知有多难，特别是州里的那场考试。施瓦本地区的文科中学生为参加考试必须赶到斯图加特。那儿聚集着少数几名名副其实的优秀生，考几天几夜。每个考生的未来之命运全系在那场考试的结果上，谁要是进不了那扇狭窄的门，那就意味着他的过去全部学业付之东流。自从我进了这个行列，暂被人视为优秀生，并得到人们的器重，我时常在想——或许在和几个兄弟交谈中得到的启发，放弃荣誉称号，重新进入最后一个学年，就读于那些一般学生之中，对一个虽然还未选中，但是负有使命专搞文学的人来说，必定是痛苦和可悲的。
我们几个“希腊人”打从走在为争夺名誉的羊肠小道上以来，和班主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可以说成了私交。他给我们上希腊语课。我们几个再也不坐在大班里，和大家一块上课。他们至少在人数上可以和老师抗衡，而我们属于少数派，力量单薄，在老师面前抛头露面。没多久，老师对我们几个人了如指掌，胜过其他同学。在既崇高但时常又给人恐惧的课堂上，老师给我们讲授最好的知识，如：怎样观察问题，遇事如何谨慎，如何对待功名和爱情，还讲到人的情绪、人的猜疑和人的敏感性等知识。我们肩负重任，是与老师共事的未来同伴，为数不多的智者和追求功名的人。老师的献身精神以及他对我们所寄予的重托，我们要比那些普普通通的人更心领神会。但是他对我们的要求也高，上课加倍专心，学习更加刻苦，学习兴趣有增无减。同时，我们还要更好地理解和体谅他。用他的话说，我们这些学习上的尖子不应成为平庸的人，在学习上乞求上帝只会跟着老师的指挥棒转，只求达到学校所规定的学习程度，而是在这陡峭的羊肠小道上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抱负的、知恩图报的人，富有崇高的义务，认识到自己的优越地位。他所期望的学生是，自己能提出任务，时时能驾驭自己灼热的功名心和求知欲，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吞吃和消化每个精神食粮，并在将来把这些知识转换成新的精神力量。今天，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哪一个已经达到这理想的境界，但是我猜想得出，其他人的境况不见得比我的好，尽管在校时大家都怀有一定的功名心和优越感，觉得自己是优秀的宝贵的人才，并从这种自豪的心理中产生出一定的责任感；总而言之，我们才是十一二岁的人，同那些非文科专业的同学没有多大的两样，我们几个学希腊语的人在对下午是自由活动，还是增加一节希腊语课的选择问题上，没犹豫过，兴高采烈地选择了自由活动。一点不错，我们毫不犹豫地作出了这样的决定。然而，在我们小小的灵魂里还存在一些老师迫切而又不安地渴望和要求的东西。就我个人而言，与其他同学相比我不算聪明，从我的年纪来看也不那么成熟。人们仅用下午自由活动是天堂这一甜言蜜语一下子就把我引了过去，弃科赫先生的希腊语语法课和我们引以自豪的尊严于不顾。——不过，在我的禀性里偶尔也有着东方漫游者的习性，我不由自主地在为成为柏拉图式的学者和编年史家而准备。有时当我听到一个希腊语词，或者在老师怏怏不乐地修改过的本子上涂写希腊字母的时候，我感悟到来自精神之乡的某种魔力和产生出某种归属感。于是，我毫无保留，不附带任何欲念，诚心诚意地接受精神的呼唤和大师的指引。在我们的愚蠢之极的天才感觉中，在我们自以为是的高人一等的思想里，一旦我们身处孤境，害怕被抛入时常胆战心惊惧怕的小学生的队伍中去，此时，一束光环，一种被召唤的感觉，一个升华的气息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