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爱情（选译）（第3/5页）

中世纪人们心中被灌输了一种无时不在的危险感。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就是十六世纪的男人身上具有惊人的优越性的又一个理由。独创性当时是普遍的、未加粉饰的，而今这种独创性极为罕见、可笑、危险，并常常是装出来的。但伟大人物仍然如同在科西嘉、西班牙、意大利这些国家一样诞生，那里的危险仍经常表现出它具有的不可轻视的力量。在酷热的夏天，每年三个月使人烦躁不安的气候条件下，所缺乏的仅仅是精力往何处使；而在巴黎，我极其害怕的是精力本身。

有许多年轻人，尽管他们在蒙米雷或者在布洛涅森林怎样勇敢，也总是害怕在情场上失败，这确实是他们的怯懦。这种怯懦迫使他们一看见他们认为漂亮的姑娘就躲得远远的，而当他们想起自己曾在小说中读到过情人应做些什么时，就感到一筹莫展。感情的风暴在激起情海的波涛时，张满航船的风帆，并给其以驾驭风暴的动力，这些冷酷的人对此根本意识不到。

爱情是一朵香气袭人的鲜花，但必须有勇气到骇人的悬崖峭壁上去摘取。除了给人笑柄，爱情总是伴随着被心爱的人抛弃的绝望，留下的只是终生的死一般的空白。

高度文明的世界把十九世纪温馨的欢乐与经常发生的危险联系在一起。由于危险是周期性发生的，个人的生活乐趣会扩展到一种不受约束的程度。我说的不仅仅是战争危险，我更希望无时不在的各种危险威胁着生活的各种乐趣，它们才是中世纪人生活的本质。文明社会所孕育并为其披上盛装的这种危险，是最无聊的软弱性格的合适伙伴。

在欧梅拉所著《圣赫勒拿岛之声》一书中记录了一位伟人的话：

“如果有人必须命令缪拉去消灭那些驻扎在教堂的尖塔附近平地那边的七八个团的敌人，他会像闪电一般冲过去。尽管他指挥着为数不多的骑兵，但是用不了多久，几个团的敌人就会被打垮，击溃，直至消灭干净。假如你听任此人自行其是，他不过是个傻瓜而已。我不能设想一个如此勇敢的男人会那么怯懦。他在敌人面前才是勇敢的，在那里，他可能是整个欧洲最勇敢、最杰出的军人。

“他是战场上的一个英雄，一个撒拉丁，一个狮心理查。但如果让他当上国王并让他待在会议室里，就只剩下一个优柔寡断、丧失了判断力的懦夫了。缪拉和内伊是我所认识的最勇敢的人。”（欧梅拉的著作第二卷，第九十四页）

论意大利

信赖瞬间的灵感，是意大利幸福的特有享受，一种多多少少由德国和英国分享的特殊待遇。

此外，意大利是一个有益行动盛行的国家。这种有益行动是中世纪共和体制的美德，尚未被适用于帝王们统治的荣誉或美德所取代，真正的荣誉为愚蠢的荣誉铺平道路，这就导致产生一种习惯，老是想知道你的邻人对你的幸福有什么看法。既然幸福感是看不见的，那么它就不可能是虚荣心的目标。作为所有这一切的证明，在法国基于真正爱情的婚姻比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要少得多。

意大利还有别的有利条件。在风和日丽、天高气爽的蓝天下，充裕的闲暇有助于人更敏锐地领略各种形式的美。强烈而又合乎情理的猜疑更加深了孤独感，并使亲昵的要求倍增。人们不读小说，甚至不读各种各样的读物，而任凭一时的奇思异想更加自由地迸发。对音乐的热情也会在心灵上激起类似于爱情的冲动。

一七七〇年左右，法国不存在任何多疑现象；恰恰相反，在公众眼里是死是活都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卢森堡公爵夫人和一百个朋友关系暧昧，所以确切地说，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亲密和友谊。

在意大利，既然感情冲动是常常发生的，那么，它就不是荒谬可笑的。人们在客厅里可能听到别人随意引证爱情方面的普通格言。公众了解这种疾病的症状和发病期，并予以极大的关注。当一个男人被情人抛弃时，他们会劝他：“你虽然六个月中会陷入绝望的深渊，但六个月以后你会重新获得爱情，就像某某或某某一样。”

在意大利，公众的评判意见是激情的谦卑奴仆。真正的欢娱胜过他们在其他方面掌握社会的权力，理由很简单，社会几乎完全没有权威。对于一个不事虚荣，也无意吸引帕夏注意的人来说，社会几乎根本没有提供娱乐。厌倦无聊的人非难热情充沛的人，但他们自己会受到嘲弄。在阿尔卑斯山南部，社会是一个没有牢狱的专制暴君。

在巴黎，荣誉要求你捍卫一切可能介入较重要事情的权益，或者利用武力，或者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舌战，因此，躲避冷嘲热讽是更为合适的举动。许多年轻人追随让-雅克·卢梭和斯达尔夫人，试图走一条不同的道路。既然讽刺已经成为一种庸俗的个人生活方式，因此，现在表现其感情就是必要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叫德·佩泽的人像达兰库尔先生一样写作；此外，自从一七八九年以来，各种事件更有利于实用的东西，即个人的感受，而不是荣誉的东西，即公众舆论的威力；议会的场面教人们讨论一切，甚至笑话。这个国家逐渐变得庄重严肃，而风流韵事正在失去地盘。

作为一个法国人，我必须断言，一个国家的富裕不在于有少量庞大的财富，而在于大量小型的财产。激情在各国都是罕见的，然而在法国，风流韵事更雅致、更巧妙些，因而更幸运些。这个伟大民族，整个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民族，在爱情方面和在智能成就方面处于同样的地位。一八二二年，人们一致公认，我们不能自诩有了穆尔、瓦尔特·司各特、克拉伯、拜伦、蒙蒂或佩利科这样的人。

但是在法国，更多的人比他们在英国或意大利具有更开明的、更令人愉快、见识更加广博的思想。所以在一八二二年，我国众议院里的论战远远胜过英国议会里的辩论。它也同样说明，为什么当一个英国自由党人游历法兰西时，我们会惊讶地感到他有许多十足的封建思想。

一位罗马艺术家从巴黎写信说：“我在这儿完全不喜欢巴黎。我认为，这是因为我没有足够的闲暇尽情地去爱。在这里，至少在我看来，一个人的感情一点一点地形成，一滴一滴地耗尽，直至枯竭。在罗马，日复一日的事件几乎完全没有多大情趣，其外部生活死气沉沉，感受能力积累起来大大有益于各种激情。”

只有在罗马，一位忠实而富有的女人才会感情奔放地突然去拜访另一位只是萍水相逢的女人，并且说出我今天早上无意中听到的这类话语：“啊！亲爱的，不要与法比奥·维特莱齐私通，最好爱上一个拦路的刺客，他能从容而又准确地用短剑刺伤你的心脏，当短剑刺进你的胸膛时，他笑着问道：‘可怜的人儿，刺伤了吗？’”所有这些是刚刚在那位后妻的女儿（一位十五岁的漂亮而机警的姑娘）在场的情况下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