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危机

“艾滋病掀开了一段正在腐朽的木头，展露出了隐藏其下那痛苦蠕动着的生命，它一下子囊括了我们生命中所有的主要课题： 性、死亡、权利、金钱、爱、恨、疾病和恐慌。”

——埃德蒙·怀特(Edmund White)

美国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三世偷笑着站在“正义的精神”(Spirit of Justice)——一座露着一只乳房的半裸正义女神的巨型装饰艺术雕像——前面，宣读了1986年的委员会报告，对美国的色情层面进行了谴责。里根总统的主要执法官员向淫秽内容宣战，坚决要求将性革命的放纵时代终结。

“尽管这个社会的许多成员都能够举出或者已经举出了关于性自由的例子，但我们没有人认为那是一件好事。”在司法部大厅举行的一场记者招待会上，米斯发表的报告里这样宣称。在思想领域，人们不再容忍对性自由放任主义的做法。“尽管没有明显的证据，”加入了米斯阵营的美国卫生部长C·埃弗雷特·库普医生强调，“我们依然有足够的常识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色情作品确实会对美国人的公共健康造成明显且迫切的危险。”

许多保守主义者认为，对性有关信息的公开传播——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是典型的代表——打开了通向疾病和道德腐败的大门，把美国变成了现代的所多玛城[1]和蛾摩拉城[2]。带着一种报复性的肯定，他们认为媒体对性高潮的经常讨论和不断放开的许可导致了婚前性行为、通奸、堕胎、同性恋以及更多破碎家庭的涌现。电影及有线电视里播放的裸露镜头以及脱口秀中有关避孕药、避孕套以及震动棒的讨论，伤害了他们的宗教感情。一些牧师把20世纪80年代致命的艾滋病看作来自上天的病毒性霹雳，认为是上帝对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性混乱的惩罚。“我看到一种确定的精神复活触动了整个社会的行为标准，这种精神已经朝着性自由走得太远。”帕特·罗伯森声称。他是供职于基督教广播网的一名电视福音传道人，当时正在为参加继里根之后的1988年总统大选作准备。看着社会的钟摆往回摆动，《花花公子》杂志总裁兼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所董事克里斯蒂·赫夫纳公开向米斯的报告发起挑战，但结果是司法部门冻结了“711”便利店以及其他便利商店对赫夫纳旗下杂志的销售。后来通过一场联邦诉讼，《花花公子》才得以重新上架，回到思乐冰[3]饮料的旁边。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还没笨到会对米斯委员会做出评论。“在处理性这个话题上，那么多的人连一点点客观都做不到。”马斯特斯解释道，“我总觉得要化解对我们的研究项目任何一种形式的公共批评，最好的办法就是忽略它。”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好像不再能够对公众的非难免疫了。多年来，评论者们一直对这两位研究者充满了溢美之词，原因在于他们那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发现，也因为二人非常有技巧地保护着自己的形象。“马斯特斯有着那种典型的、人们不太敢去挑战的、神一般的形象。”精神病学家劳尔·司莎伟1983年告诉《时代》周刊，“人们完全被关于性疗法最初的乐观吸引了，他们根本没有认真地对长期数据进行真正的观察。”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书里指出了几种缺陷，尤其是研究对象的取样方面存在的问题。几乎所有的志愿者都来自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并且对“性行为有着基本的兴趣”。这意味着这些男女基本上都曾通过自慰达到过高潮，并且有过婚前性行为。几乎没有志愿者是穷人、黑人或其他少数派群体。批评者认为，虽然性倾向在解剖学和基础心理学方面可能没什么影响，但是它扭曲了人们的期望。“简言之，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的是中产阶级性高潮爱好者(这些人即使在实验室里处于被观察状态时也能轻易地达到高潮)。”批评家黛比·内森注意到，“这几乎算不上一个典型的群组，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从这些人身上取得的数据基础上，创新地提出了性反应周期，并声称这是无性别差异和适用于整个人类的。”诊所唯一的一名美国黑人工作人员琼·多布斯·巴茨曾试图扩大这个群体的范围，但她说许多的少数人种不愿意参加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项目。“黑人几乎都羞于承认他们有性方面的问题。”巴茨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开始面对越来越多的质疑，最初的来自1980年《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对两人宣称的80%治愈率的抨击。伯尼·齐尔伯格德和迈克·埃文斯撰写的封面故事称《人类性功能障碍》用来判断成功的标准不精确，并且从来没有被其他人成功复制过。“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方法论中错误及马虎的表达相当多，它无法达到通常——以及他们自己——用来评价研究的标准。”齐尔伯格德是加州伯克利的一名临床心理学家，埃文斯也是一名心理学家，他们并没有对《人类性反应》进行挑剔。相反，他们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第一本书里展示的严密科学研究所带来的名声“创造出一种光环效应”，影响了人们对他们后期作品的接受。这两位批评者在主要关注《人类性功能障碍》的同时，也质疑他们把同性恋改变成异性恋的说法。“他们的同性恋样本中许多人并不是真的同性恋者。”说起志愿者样本，他们提出，许多人其实是双性恋者或者“误解的”异性恋者。(《同性恋研究》的其他批评者指出书中几乎没有提到直肠性交——这是误导性病人样本的又一个证明。)当《今日心理学》编辑要求回应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拒绝了。“不对任何热门论坛里的批评进行回应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原则。”约翰逊坚持。但鉴于他们自己的大量作品也都出现在未经同行评议的热门书和杂志里，这确实是一种奇怪的立场。1983年，另一次质疑出现了。鲍伯·古乔内的《阁楼》(Penthouse)杂志发表的由《论坛》(Forum)杂志编辑菲利普·诺比尔所撰写的文章中重复了同样的主张。作为“性学”新领域的领导者，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意识到他们无法再这么轻易地忽略他们的批评者了。

在《性学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里，罗伯特·科罗德尼准备了一份书面辩护“来澄清几个误解”。他强调病例是通过失败而不是成功来定义的，数据是通过“尽可能最保守的方式”取得的。比如，在治疗期间，一个患有性功能障碍的人在3次性交中都实现了“良好、坚硬的勃起”可能看起来是好消息。但是，如果这个人在性交尝试中也遭受了“3次勃起失败”，那么他在分类时是被标识为一个“失败案例”的。同样的，如果一个女人“在性交中不能以连续的形式达到高潮”，她也是失败的。即使在病人回到家不久就恢复了性功能，或者他或她又回来通过了第二次尝试并取得成功，该病人在数据统计方面依然被认为是“失败”的。科罗德尼说，要复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结果很困难，因为其他治疗师不会公布统计结果，也不彻底地随访病人，或者仅仅是建立在间断的、一周一次的疗法模型上，而不是全力投入的工作两周。不过，在这个工作组从1959年到1977年处理的1872个主要为异性恋的案例里，“成功”率达到了81.8%——按照任何标准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凡的断言。相比之下，86%寻求治疗的人曾经在前来他们诊所之前于别的地方进行过至少6个月的心理治疗。他提到，“不到5%”的人曾在进入这家诊所时有过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