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只是让他免于一死？”指挥官看样子着实伤心，手指头落在我检讨书的最后几个字上。他的另一只手拿着一支蓝色铅笔，选蓝色是因为斯大林也曾用蓝色铅笔。他这么跟我说。他还有一点像斯大林，是个对别人的材料百改不厌的编辑。他没有哪一次不指出我检讨书里的错误和文不对题的地方。他没有哪一次不督促我增删内容，或重新措辞。“你虽没明说，但意思看得出来，说在我这里的日子生不如死。这么说不大符合事实。对吧？”说这话时，他舒适地坐在自己的竹椅上，他这么说似乎相当合情合理。我也舒服地坐在他为我准备的竹椅上，有那么一会儿，也觉得他这么说相当合情合理。但我很快想起，就一小时前，我还一直坐在一间没有窗户、红砖搭建的单人牢房里呢。自湄公河遭遇伏击后的一年里，我被关在那间牢房，一遍一遍不知写了多少份检讨书。我刚重写的一份此刻就在指挥官手里。“或许您看问题的角度与我的不同，指挥官同志。”我说道。过去一周，我没和任何人说过话，陡然开口，一下子还不太习惯。“我是囚犯。”我继续道，“而您管囚犯，因此，您可能很难体会我的心情。反过来，我可能也很难体会您的心情。”

指挥官叹了口气。我的新检讨书共计三百五十四页，厚厚一叠放在他椅子旁的桌上。他将最后一页放到这叠检讨书上。“我还得跟你说多少次？你不是囚犯！那些男人才是囚犯。”他说道，手指向窗外一排排房子。那里关着一千名囚犯，其中，有湄公河伏击中的幸存者，包括当向导的老挝农民、赫蒙族侦察兵、满脑子哲学思想的队医、深棕色海军陆战队中尉、浅棕色海军陆战队中尉、邦。“你的情况很特殊。”他点上一支烟，“你是我和政委的客人。”

“大凡客人，说走就可走，指挥官同志。”我顿了顿，观察他的反应。我想他给一支烟，一旦惹他生气，便没指望了。不过，今天，他难得好心情，眉头都没皱一下。他简直是歌剧演员坯子，高颧骨，五官精致。在老挝，他以一个山洞为家，打了十年仗。这段经历竟丝毫无损他的堪称俊朗的面容。不过，他的阴郁有时让他失去了本该有的魅力。这种阴郁是一种无法祛除、让人心情不得清爽的病。他和集中营的其他所有人，包括我，都患有这种病。它是这里的军人与囚犯思乡念家时的哀伤。这种哀伤像不停流淌、不停被吸收进衣服从而使得衣服一直濡湿的汗水，正如我此刻坐在竹椅上，汗流浃背。指挥官至少可享受电风扇。集中营只有两台电风扇，指挥官享用一台，另一台，据我的娃娃脸看守说，放在政委的房间里。

“或许，有比‘客人’更合适的两个字：病人。”指挥官又一次用编辑的口吻说道。“你去过稀奇古怪的地方，接触了危险思想。把传染性思想带进一个不适应它们的国家，绝对不行。替我们的人民着想吧。他们不接触外来思想已很长时间，他们的脑袋还没准备好，因此，一旦让他们接触到这些思想，真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假设你从我们的角度看事情，会明白，即便我们不忍心看到你这么一个革命者受到如此待遇，但为了防疫，将你隔离，直到治愈你，这么做很有必要。”

理解指挥官的话有些费劲，但我终归能理解他的观点。的确，他有理由疑心我这样的人，我一辈子都在承受他人的疑忌。尽管如此，将我关进单人牢房，每天只给我一小时放风活动筋骨，每次我都脸色苍白、被太阳刺得睁不开眼，我很难认同近一年来他们的做法合情合理。我对此也有反映。我与指挥官每周见面一次，他审查点评我的检讨书，我做自我批评。此外，我会跟他讲我的待遇。他肯定记住了我的意见。这不，我刚张嘴又要提待遇一事，他说话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还是老话，我要看你的检讨书，政委要听我关于你每次自我批评的情况报告。我们根据这两方面判断你的检讨是否达到了满意的标准。一旦达到，我们将进入下一步，也就是，对你进行再教育的最后阶段。一句话，也就是政委认为，你已做好准备，快被治愈了。”

政委认为？迄今，我与这个“无脸”又称政委的男人没打过照面。其他囚犯也没谁近距离见过他。只有在每周训话时，他们才远远看到他。他坐在会堂台上的桌子后面，囚犯们集合起来，在台下听他政治训话。我连去会场远远看他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的政治训话，用指挥官的话说，最多相当于小学教育，专门针对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亦即被洗脑了几十年满脑子反动思想的傀儡走狗。“无脸”男人特许我不听这种过于简单的政治课。我要做的是，一心一意反省、写检讨书。这还真是其他囚犯享受不到的待遇。我难得睄过几回政委。当时，我在规定的活动区内活动筋骨，远远看见他在所住竹屋的阳台上。集中营背靠两座小山，他住在其中一座大些高些的山的顶上。两山山底集中了看守用的厨房、饭堂、军械库、厕所、仓库等设施，此外，便是为我这类特殊人员准备的单人牢房。铸有倒刺的铁丝网将集中营看守所在的内营与关押囚犯的外营分隔开来。外营的囚犯，包括前南越军人、负责安保的军官、行政官员，须慢慢接受改造。铁丝网的一个口子旁，靠内营这边，有座凉亭，供外营囚犯家人探监时使用。囚犯们的情感变得跟仙人掌(1)一样，唯其如此，才可能活下去。但他们的妻子见到丈夫、他们的孩子见到父亲，终归忍不住哭。须知，一年里，他们最多见上两三次面。更何况，即便住在离集中营最近的城市，他们每次来须火车、长途客车、电单车不断转换，历尽千辛万苦。过了凉亭便是外营，由几座哨塔围住，再往外便是光秃秃的平坦荒地。哨塔上，戴太阳帽的看守借助望远镜，可将探监的女人看个仔细，用囚犯们的话说，过足眼瘾。指挥官住处前有个露天平台，站在平台上，不仅可将用望远镜偷窥女人的看守看个清清楚楚，还可看见布满弹坑的荒地和一片光秃秃的树木。远望去，树木像立着的牙签，上空飞蹿着一群群乌压压的老鸦和蝙蝠，它们变换着队形，给人不祥的感觉。每次来指挥官的住处，进屋前我总要在平台上逗留一会，尽情享受一会单人牢房里享受不到的景致。在单人牢房里，即便没真正接受治疗，我肯定被热带地区的太阳烤得身上没了细菌毒素。

“你老抱怨我们每周见面一次这事搞得太久。”指挥官说道，“可是，要开始治疗你，充要条件是你检讨得怎样。你写了一年才写出这样的检讨书，不是我的错。就是这份检讨书，我认为，也算不上很好。除了你，没人不坦白曾是帮凶，是帝国主义走狗，是被洗过脑的吹鼓手，是为殖民主义者出力的买办，或是背叛祖国的外国人跟班。你认为我蠢也好不蠢也罢，我不在乎。我清楚，他们的坦白投我所好。可你偏偏不愿投我所好。这么做，是聪明透顶还是愚蠢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