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吉

I层外的律师会见室里，薛爬到椅子上和苍蝇说话。“左边，”他把头伸向排气孔，激励道，“加油，你办得到。”

埋首于笔记之中的我抬起头来：“它们是宠物？”

“不是。”薛一边说一边从椅子上下来。他左半边头发打了结，说得好听一点，他看起来是心不在焉，难听一点，则是像精神失常。我思量该如何说服他在明天面对法官之前，让我替他梳梳头。

苍蝇正在兜圈子飞。

“我有一只兔子宠物。”我说。

“上星期抵达I层前，我曾有过宠物。”薛说，随即又摇摇头，“不是上星期，是昨天。我不记得了。”

“不要……”

“它叫什么名字？”

“什么？”

“兔子。”

“奥利佛。”我一边说一边掏口袋，拿出一样预备给薛的东西，“我带了一样礼物给你。”

他向我微笑，尖锐的双眼突然变得专注有神。“我希望是一把钥匙。”

“不是。”我把一个奶油布丁递给他，“我猜，你在监狱里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

他撕下铝箔，舔舔布丁，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收进胸前口袋。“里面有奶油吗？”

“我不知道。”

“威士忌呢？”

我微笑：“应该没有。”

“可惜。”

我看着他吃下第一口。“明天是个大日子。”我说。

随着迈可的信仰危机显露，我联络了他推荐的证人，一位名叫伊·弗莱彻的学者。我隐约记得，这个人曾经主持过一档节目，于节目中走访各地，揭穿类似有人宣称在烤吐司机上看见圣母玛利亚的事件真相。一开始我认为，把这个人放上证人台，肯定会输掉官司，但他居然拥有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的博士学位。把一位前无神论者放上证人台，肯定有某些价值。倘若弗莱彻最终信服上帝存在的事实，不论那是耶稣、安拉、耶和华、薛或其他，那任何人肯定都能。

薛吃完布丁，把空杯递还给我。“我也需要铝箔纸。”我说。我最不想看见的一件事，就是在几天后，薛利用铝箔纸制造一样工具伤害自己或其他人。他温顺地从口袋里拿出来交给我：“你真的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对吧？”

“你不知道吗？”

“呃，关于开庭，”我开始说，“你需要做的，就是坐着耐心聆听。你听到的绝大部分内容可能对你没什么意义。”

他往上瞥：“你紧张吗？”

没错，我很紧张，不只因为这是一桩受到高度关注的死刑案，也是一件也许会但也许不会找到宪法漏洞的案件。我居住的国家中，85%的居民自称基督徒，约有半数的人定期前往教堂聚会。宗教对一个普通美国人而言，并不个人化，而是与信仰人士的团体有关。我正试图把整件案子的重点转到这上面。

“薛，”我说，“你知道，也许我们会输。”

薛轻蔑地点点头：“她人在哪儿？”

“谁？”

“小女孩。需要心脏的那位。”

“她在医院。”

“那我们得快一点。”他说。

我缓缓地吐出一口气。“好。那我最好想象狭路相逢的情形。”

我起身召唤监管人员，准备离开会见室，但薛的声音将我唤回。“别忘记道歉。”他说。

“向谁？”

不过这时候，薛再次站在椅子上，专注于其他事情。当我仔细一看，七只苍蝇接连飞快地降落于他张开的手掌心上方。

我五岁时，最想要的是一棵圣诞树。所有朋友家中都有一棵，而我们在夜晚点燃的犹太烛台要逊色许多。我爸说，我们有八样礼物，但我朋友得到的礼物，如果把放在树下的全都算进去，远比这多得多。某个寒冷的星期日下午，我妈告诉我爸，我们两人要去电影院。但实际上，她把我带到了购物中心。我们和头发绑着丝带、身穿特制花边洋装的小女孩一起排队，这样，我就能坐在圣诞老人的大腿上，告诉他我想要漂亮的小马。我握着一根棒棒糖，母女两人走向架设了十五棵圣诞树的展示会场。白色的圣诞树挂上玻璃球，人造的香脂冷杉树上挂着红玻璃珠和蝴蝶结。其中一棵圣诞树的顶端有一串圣诞铃铛，还有当作装饰品而到处点缀的迪斯尼卡通人物。“像这样。”我妈说。然后两人在百货公司的正中央，凝视闪闪发光的灯光秀。我心想，那是我所见过最美的景象。“我不会跟爸爸说。”我保证，但她却说没关系。“这和信仰无关。”我妈解释，“这些只是装饰品，可以只欣赏包装纸，而不把装在盒子里的东西取出来。”

离开薛后，我坐在车里，打电话给在尤松邦的妈妈。“嗨，”她一接起电话，我便问，“你在做什么？”

电话的另一头沉寂片刻：“玛吉，发生什么事了？”

“没事。只是想打电话给你。”

“发生什么事？你受伤了吗？”

“我不能只是想打电话给我妈吗？”

“你可以，”她说，“但你不会这么做。”

呃，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我深呼吸一口气，然后切入重点。“你还记得小时候带我去看圣诞树的事吗？”

“别告诉我你改变了信仰。你爸会疯掉。”

“我没有改变信仰。”我说，我妈松了口气，“我只是突然想起这件事，就这样。”

“所以，你是为了这事而打电话给我？”

“不是，”我说，“我打电话来道歉。”

“为什么？”我妈笑了出来，“你又没做错什么。”

这时，我想起两人躺在百货公司的地板上，凝视闪亮的圣诞树，直到安全警卫出现在我们头顶上方。“只要再给她几分钟就好。”我妈如此哀求。也许这就是母亲的工作，无论什么事，永远为她的孩子多争取一些时间，就算她必须做一件不愿做的事，就算这要她必须向他人弯腰低头。

“是，”我回答，“我知道。”

“渴望宗教自由并不新鲜，”薛·布尔能的审判开庭，站在海德法官面前的我说，“其中一件最有名的案子发生在两百多年前。它并不是发生在我们国家，因为当时尚未有国家存在。一群人胆敢持有和当下现况不同的信仰理念，却发现自己被迫适应英国教廷的政策。他们选择离开，跨越海洋，来到一个未知的地方。相比之下，清教徒热爱宗教自由，却只把自由保留给自己，并迫害信仰不一样的人。这也正是美国这个新国家的创建者，决定以宗教自由作为国家的基石，终结宗教间互不宽容的确切原因。”

这是一场没有陪审团的审判，必须说服的人只有法官，但法庭依旧人满为患。有法官事前同意出席的全美四大新闻网记者、受害人的权益律师、支持和反对死刑的阵营。在场唯一支持薛的人——也是我第一位证人——就是坐在原告桌后方的迈可神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