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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啦，”麦克英特尔太太对老黑人说，“没有他们我们也能行。我们看着他们来了又走——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她站在牛棚里，老黑人正在打扫，而她手里握着个耙子，不时从角落里耙出一根玉米棒子，或者指出一块老黑人没有清扫到的湿湿的地面。发现肖特利一家离开时她很高兴，这样她就不用撵他们走。她雇的人总是离她而去——因为他们就是这种人。她雇过的所有家庭中，除了难民一家，肖特利家是最好的。他们不算是渣滓；肖特利太太是个好女人，她会想念她的，但是法官说过，世事两难全，而且她对难民很满意。“我们看着他们来了又走。”她又满意地说了一遍。

“我和您，”老头弯腰把锄头拖到了饲料架底下，“还在这儿。”

她准确捕捉到了他语气中的意味。一道道阳光透过开裂的天花板照到他的背上，把他分割成三部分。她看着他修长的双手握着锄头，佝偻衰老的身影凑在手上。她对自己说，或许你到这儿的时间比我早，但看来等你走了我还在这儿。“我半辈子都在应付没用的人，”她严肃地说，“现在终于熬到头了。”

“黑人和白人，”他说，“是一样的。”

“我熬到头了。”她又说了一遍，飞快地拉了拉那件深色罩衫的领子，她把罩衫当作斗篷披在肩上。她戴着一顶黑色宽檐儿草帽，是她二十年前花了二十块买的，现在被用作遮阳帽。“钱是罪恶的根源，”她说，“法官每天都这么说。他说他痛恨金钱。他说你们黑人这么傲慢是因为流通的钱太多。”

老黑人认识法官。“法官说他渴望有一天穷得雇不起黑人干活。”他说，“他说到了那一天，世界就再次站起来了。”

她身体前倾，手叉在胯上，伸着脖子说：“哼，那天已经快要到来了，我告诉你们每个人：你们最好放聪明点。我不用再忍受愚蠢了。我现在有干活的人。”

老头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搭话，什么时候不应该。他最后说：“我们看着他们来了又走。”

“但是肖特利家还不是最差劲的。”她说，“我清清楚楚记得加利特家。”

“他们后面是考林斯家。”他说。

“不对，是瑞菲尔德家。”

“主啊，瑞菲尔德家！”他咕哝着。

“他们没一个人想干活。”她说。

“我们看着他们来了又走，”他像是在唱颂，“但是过去从没有过一个人，”他直起身子来和她面对面，“和现在这个人一样。”他肤色发黄，老眼昏花，眼珠像是挂在蛛网背后。

她深深看了他一眼，直到他又俯身握起锄头，把刨花堆到独轮车旁边。她冷冷地说：“就在肖特利先生打定主意要去清扫谷仓的那点时间里，他都已经清扫完了。”

“他是从波兰来的。”老头嘀咕着。

“是从波兰来的。”

“波兰和这儿不一样。”他说，“他们做事的方式不同。”他叽里咕噜不知道在嘟囔些什么。

“你在说什么？”她说，“你对他有什么看法的话，就大声说出来。”

他一言不发，颤颤巍巍地蜷起膝盖，用耙子慢慢清理饲料架底下。

“如果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我希望你向我汇报。”她说。

“不是说他应该不应该做，”他嘀咕着，“而是别人都不那么做。”

“你对他没意见吧。”她简慢地说，“他要在这儿待下去。”

“我们只不过是没见过他这样的人。”他低声说着，露出礼貌的笑容。

“时代变了。”她说，“你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吗？它在膨胀。人太多了，只有聪明、节俭、有干劲的人才能生存。”她在手掌上敲出聪明、节俭、有干劲这几个词语。穿过长长的隔栏一路望过去，她看见难民正握着绿色的水管站在敞开的谷仓门边。他的身影僵硬，她觉得自己得慢慢地走近他，即便在思想上也是如此。她认定这是因为她无法和他轻松攀谈。每次和他说话，她发现自己都在嚷嚷和不住地点头，而且她发觉总有个黑人躲在最近的棚屋里监视。

“真的！”她坐在饲料架上抱起胳膊。“我想好了，我在这儿遇上的渣滓已足够耗尽我一辈子了，我以后再也不要和肖特利家、瑞菲尔德家或考林斯家搅在一起，世界上有的是干活的人。”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多余的人？”他问。

“人都是自私的。”她说，“他们生了太多孩子，已经丧失理智。”

他抓起独轮车把手，退出门去，又停下来，半边身体在阳光里，他站在那儿嚼着口香糖，像是忘了该往哪个方向去。

“你们这些黑人还没有意识到，”她说，“我是这儿管事的。如果你们不工作，我就赚不到钱来付你们工资。你们都倚靠我，但是你们每个人却表现得好像事情是倒过来的。”

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他是否听到她的这番话。最后他推着独轮车走出门去。“法官说他知道的魔鬼好过他不知道的。”他口齿清晰地低声说，推着小车走了。

她起身跟在他后面，额头中间的红色刘海下出现一道深深的竖形凹槽。“法官早就不付这儿的账单了。”她尖声说。

他是这儿的黑人里唯一一个认识法官的，他以为这样就了不起。他看不起她的另外两位丈夫克鲁姆先生和麦克英特尔先生，她每次离婚，他都用含蓄礼貌的方式祝贺她。他觉得有必要的时候，会在她的窗下干活。他自言自语，展开一场谨慎的、拐弯抹角的讨论，自问自答，反复几次。有一次她悄悄站起来，重重拉下窗户，以至于他差点跌倒。他偶尔和孔雀说话。孔雀跟着他溜达，眼睛稳稳地盯着他屁股口袋里支出来的玉米穗，或者，孔雀会坐在他身边啄自己。有一次她在敞开的厨房门边听到他对孔雀说：“我记得过去这儿有二十只孔雀，现在只有你和两只母鸡了。克鲁姆在的时候有十二只，麦克英特尔在的时候有五只。现在就剩下你和两只母鸡了。”

她立刻迈出门去站到门廊上说：“克鲁姆先生和麦克英特尔先生！我不想再听到你说这两个名字了。你搞搞清楚：等这只孔雀死了，就再也没有孔雀了。”

她之所以还养着这只孔雀不过是出于迷信，担心惹恼了坟墓里的法官。他喜欢看着孔雀们在周围走来走去，因为这让他感觉自己很有钱。她的三任丈夫里，法官和她最贴近，尽管她只亲手埋葬过他一个人。他就葬在后面玉米地圈出来的一小片祖坟里，和他的母亲、父亲、祖父、三个姑奶奶以及两个夭折的堂兄埋在一起。她的第二任丈夫克鲁姆先生在四十英里外的州立精神病院，她估计她的上一任丈夫麦克英特尔先生正在佛罗里达某个酒店房间里烂醉。但是法官和他的家人一起埋在玉米地里，永远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