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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嫁给法官的时候，他已经是个老头了，她看上他的钱，但还有一个她自己都无法承认的原因是，她喜欢他。他是个抽鼻烟的脏老头，在法院工作，有钱到全郡闻名，他穿短靴，系领结，穿黑色条纹的灰西装，不分冬夏地戴一顶发黄的巴拿马帽子。他的牙齿和头发都被烟草熏黄了，面孔是黏土般的粉色，坑坑洼洼的，上面布满一道道神秘的史前记号，像是和化石一起出土的。他身上总有股汗湿钞票的特殊气味，但是他从来不带钱，连一个子都不带。她为他做了几个月秘书，老头犀利的眼睛立刻发现这个女人爱慕他。他们结婚后的三年是麦克英特尔太太人生中最快乐幸福的日子，但是他死了以后，她才知道他破产了。他留给她一幢抵押出去的房子和五十英亩地，他在死前设法把树都砍了。这仿佛是他成功人生的最后一次胜利，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了。

但是她活了下来。尽管遇见一连串连老头自己都很难对付的佃农和挤奶工，她还是活了下来，一直对付着一帮喜怒无常的黑人，甚至还时不时地与敲诈犯、牛贩子、伐木工人较劲，还有凑在一起开卡车来的买卖人，在院子里大声按喇叭。

她身体稍稍往后仰，在罩衫底下抱着胳膊，满意地看着难民关上水管，消失在谷仓里。她同情他，这个可怜人被逐出波兰，穿越欧洲，不得不栖身于陌生国家的一间棚屋里，但是她无需为此负责。她自己也有过艰难的处境。她知道什么是奋斗。人人都得奋斗。穿越欧洲来到这里的路上，古扎克先生的一切都是别人给的，他可能奋斗得还不够。她给了他工作。不知道他是否对此心怀感恩。除了他干活努力外，她对他一无所知。事实上他对她来说还不够真实。他就仿佛是她见证和谈论的奇迹，她却仍然无法相信。

她看见他从谷仓里出来，和正从场院后面走来的萨尔克打了招呼。他比画着从口袋里掏出什么东西，然后他们两个人便站在那里盯着看。她沿着小路朝他们走去。黑人的身影又高又懒，像平常那样傻乎乎地探着圆脑袋。他比白痴好不了多少，要真是白痴的话，多半是好工人。法官说过，不管什么时候都要雇白痴黑人，因为他们不停地干活。波兰人飞快地比画。他把什么东西交给黑人男孩以后便走开了，她还没走到转弯处，就听到拖拉机的声响。他下田里去了。黑人原地站着，目瞪口呆地看着手里的东西。

她走进场院，穿过谷仓，赞许地看着干净潮湿的水泥地。现在才九点半，肖特利先生从没在十一点之前洗干净过任何东西。她从谷仓另一头走出去时，看见那个黑人正在她跟前慢吞吞地斜穿过去，眼睛还盯着古扎克先生给他的东西，没有看到她。黑人停下脚步，蜷起膝盖，看着手里的东西，舌头在嘴巴里打着圆圈。他拿的是一张照片。他举起一根手指，轻轻地拂过照片的表面。接着他抬头看到她，一下子怔住了，举着手指，似笑非笑。

“你干吗不去田里？”她问。

他抬起一只脚，咧开嘴，拿着照片的手往屁股口袋里伸。

“那是什么？”她说。

“没什么。”他咕哝着，自觉地把照片交给了她。

照片上是一个十二岁左右的女孩，穿着白裙子，金色的头发上戴着花冠，浅色的眼睛向前望去，眼神安静温和。“这个孩子是谁？”麦克英特尔太太问。

“他的表妹。”男孩高声说。

“那你拿着照片干吗？”她问。

“她要嫁给我。”他的声音更响了。

“嫁给你！”她尖叫起来。

“我掏一半钱让她过来。”他说，“我每个星期付给那人三块钱。她现在长大了。她是他的表妹。她一心想要离开那儿，不在乎嫁给谁。”他大着嗓门连珠炮似的说，接着看着她的脸色，声音渐渐平缓起来。他注视着她的时候，她的眼睛像蓝色花岗岩，但是她没有看他。她沿路望去，远远传来拖拉机的声响。

“我想她是来不了了。”男孩咕哝着。

“我会帮你把钱都要回来的。”她不动声色地说，把照片对半折起，转身走了。从她矮小冷硬的身影完全看不出她非常震惊。

她一回房间就躺到床上，闭上眼睛，把手压在心头，像是要把心脏摁住。她张开嘴巴，发出两三声干涩的轻吼。过了一会儿，她坐起来，大声说：“他们都一样。向来如此。”接着又直直地躺回去，“二十年来我不断遭受打击，他们甚至连他的坟也要扒！”想到这个，她便无声地哭了起来，不时用罩衫的卷边擦眼泪。

她想起的是法官墓碑上的小天使。有一天，老头在城里一家墓碑店的橱窗里看到一个裸着身子的花岗岩小天使。他立刻买下来，一方面是因为小天使的脸让他想起自己的妻子，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墓碑上有一件真正的艺术品。在回家的火车上，他让小天使坐在他身边绿色的长绒坐垫上。麦克英特尔太太从没注意到她和小天使容貌间的相似。她觉得它非常吓人，但是当赫瑞家把它从老头的坟墓上偷走时，她还是震怒了。赫瑞太太觉得小天使很漂亮，常常跑去墓地里看它，赫瑞一家离开的时候带走了天使，只剩下它的脚趾，因为赫瑞老头挥舞斧头的时候砍得稍微高了一点。麦克英特尔太太一直没钱再去买个新的。

她尽情哭完以后，起身来到后厅，这个密室般的地方又黑又安静，像个礼拜堂，她挨着法官黑色机械椅的椅边坐下，手肘撑在书桌上。这是一张巨大的卷盖书桌，上面都是文件格，里面塞满沾灰的文件。旧的银行存折和分类账本装在半开着的抽屉里，还有一个小小的保险箱，空的，却上了锁，像壁龛似的放在中间。自打老头走后，她从未动过房间的这个角落。这是对他的纪念，有点神圣，因为他曾在这里打理工作。稍稍往旁边动一动，椅子就发出骷髅般刺耳的呻吟，听着像是他在抱怨没钱。他的第一条行为准则便是说话口气要像世界上最穷的人，她也学会了，不是因为他这么做，而是因为这是事实。当她皱紧眉头坐在空空的保险箱跟前时，她便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她更穷了。

她一动不动地在书桌前坐了十到十五分钟，接着像是累积了些力气，起身钻进车里，往玉米地开去。

道路穿过一片阴暗的松树丛，通往山顶，山上一大片绿穗般的树木像扇子似的连绵起伏。古扎克先生正绕着圈从玉米地的外围往中间收割，中心的墓地被玉米遮住了。她远远地看见他在山坡顶上坐在拖拉机上，身后是青贮切割机和大车。黑人还没来，他不时得从拖拉机上下来，爬进大车里把青贮散开。她站在黑色汽车跟前，不耐烦地看着，胳膊抱在罩衫底下，他慢慢沿着田地的边缘往前开，渐渐向她靠近，看见她朝他挥手，叫他下来。他停下机器，跳下车，一边跑上前来，一边用一块油腻腻的抹布擦着红红的下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