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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特利先生告诉自己,他早就应该知道没有一个女人会说到做到。他不知道对于她的犹豫不决他还能忍多久。他私下以为她大概是心软了,担心把波兰人赶走以后他们找不到新的容身之所。他可以告诉她事实是这样的:如果她让波兰人走,不出三年,他就会有自己的房子,屋顶上还架着电视天线。作为策略,肖特利先生每天晚上都去她的后门给她讲道理。“有时候白人得到的关照不及黑人。”他说,“但是这没关系,因为他终究是白人。但是有时候,”说到这儿他停下来看着远处,“一个为自己国家浴血奋战、甘心赴死的人,得到的照顾却比不上他的敌人。我问你:这样对吗?”他问她这种问题时会盯着她的脸,看看自己的话是否奏效。这段时间来她脸色不好。他留意到她眼睛周围的皱纹,之前只有他和肖特利太太两个白人帮手时,还没有那些皱纹。他一想起肖特利太太就感到心脏像铁桶一样沉入干涸的水井。
老神父迟迟不出现,似乎对上一次的来访心有余悸,但是他发现难民没有被撵走,终于大胆再次登门,打算接着上次断了的话题继续向麦克英特尔太太传教。她并没有要求他传教,但是他执意如此,不管和谁说话,在交谈中都要扯一些圣礼或者教义的解释。他坐在她的门廊上,对于她半是嘲讽半是愤怒的神情视而不见,而她晃着腿坐着,随时准备打断他。“因为,”他的口气就像是在说昨天发生在镇子里的事情,“上帝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慢慢低下头——“作为人类的救世主,他……”
“弗林神父!”她的声音差点让他惊跳起来,“我想和您谈点要紧事。”
老头右眼的眼皮抽了抽。
“照我看来,”她狠狠地看了他一眼,“耶稣不过是另外一种难民。”
他稍稍举起手,又放在膝盖上。“啊。”他嘀咕着,像是在思考这句话。
“我得让那个人走。”她说,“我对他没有义务。我对那些为国家作出贡献的人有义务,而不是那些随便过来占便宜的人。”她说得飞快,想起了所有论据。牧师的注意力像是退回到一间私人祈祷室,直到她讲完。有一两次,他的视线徘徊在外面的草坪,仿佛在寻找逃离的方法,但是她没有停下。她告诉神父自己如何在这个地方坚持了三十年,总是在对付那些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也不知道要去哪里的人,那些人只想要一辆车罢了。她说她发现他们都是一路货色,不管是从波兰来的,还是从田纳西来的。她说,古扎克一家翅膀一硬,就会毫不犹豫地离开她。她告诉神父那些看起来富有的人,其实是最穷的,因为他们有很多东西要维护。她问神父,他以为她是怎么支付饲料账单的。她告诉神父,她想要翻新房子,但是没钱。她甚至没钱修葺她丈夫的墓碑。她问神父知不知道她的保险金累积到今年有多少。最后她问神父,是否觉得她浑身都是钱,老头突然发出一声难听的大吼,仿佛这是一个滑稽的问题。
神父告辞以后,她没精打采,尽管她明显占了上风。她立刻决定月初便给难民三十天的期限,她把这个决定告诉了肖特利先生。
肖特利先生沉默不语。他的妻子是他认识的唯一一个说到做到的女人。她说波兰人是恶魔和神父派来的。肖特利先生很肯定神父对麦克英特尔太太施加了特殊的控制,不久麦克英特尔太太就会去他那儿做弥撒。她仿佛被什么东西从身体里吞噬着。她更消瘦,更焦虑,不再敏锐。她现在看着牛奶罐,却看不出它有多脏,他还见过她明明没有说话,却动着嘴唇。波兰人从没做错任何事情,但一直在惹恼她。肖特利先生自己做事情随心所欲——并不按照她的来——可是她仿佛并不在意。尽管她注意到波兰人一家都变胖了,却还是向肖特利先生指出,他们的脸颊凹陷,肯定是把所有的钱都存起来了。“是啊,夫人,有一天他会把你的地买了,再卖个精光。”肖特利先生大胆地说,他看得出来这番话吓到了她。
“我就等月初了。”她说。
肖特利先生也等着,然后月初来了又走,她没有解雇波兰人。他本可以告诉随便任何一个人。他不是一个粗暴的男人,但是他讨厌看到一个女人毁在外国人手上。他觉得男人不能袖手旁观。
麦克英特尔太太没有理由不立刻解雇古扎克先生,但是她拖了一天又一天。她担心账单和自己的健康。她晚上失眠,就算睡着也会梦见难民。她从没撵走过哪个人,都是他们自己离开她的。一天晚上,她梦见古扎克先生和他那一家子搬进了她的房子,而她搬去和肖特利先生住了。她吓坏了,醒来以后几个晚上都无法入眠;还有一天晚上她梦见神父来访,喋喋不休说个不停。“亲爱的太太,我知道你是个好心人,不会把可怜的波兰人赶走的。想想外面还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想想焚尸炉、运尸车、集中营,还有生病的孩子们,以及我主耶稣。”
“他是多余的人,他破坏了这里的平衡。”她说,“我是个有脑子的务实的女人,这里没有焚尸炉,没有集中营,没有我主耶稣,他走了以后会赚更多的钱。他能在工厂干活,买辆车,再也不用和我说话——他们就是想要辆车。”
“焚尸炉、运尸车和生病的孩子,”神父喋喋不休,“还有我们亲爱的主。”
“太多了。”她说。
第二天早晨,她一边吃早饭一边下定决心要立刻去通知他,她起身走出厨房,沿着路往下走,手里还拿着餐巾。古扎克先生正在冲洗谷仓,像往常一样佝偻着,手叉在胯上。他关上水管,不耐烦地看着她,仿佛她干扰他干活了。她没有想好怎么开口就过来了。她站在谷仓门口,严肃地打量着一尘不染的湿地板和滴水的柱子。“有事吗?”他问。
“古扎克先生,”她说,“我现在无法履行我的责任了。”接着她提高嗓门,又用更坚定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我得付账单。”
“我也是,”古扎克先生说,“账单很多,钱却很少。”他耸耸肩。
她看到一个高高的长着鹰钩鼻的身影像蛇一样从谷仓那一头滑过,太阳照在敞开的谷仓门上,身影停留在了那儿;她意识到一分钟前黑人还在她身后某处铲地,现在却寂静一片。“这是我的地盘,”她愤怒地说,“你们都是多余的人。个个都是。”
“是的。”古扎克先生说着再次打开了水龙头。
她用手里的餐巾擦擦嘴走开了,像是完成了任务。
肖特利先生的身影从门边缩了回去,他靠在谷仓旁边,从口袋里掏出半截香烟点上。他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听从上帝安排,但是他清楚一件事:他不会闭上嘴干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