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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不光丑得令人难以置信，她还善良得令人难以置信。她的双眼总是水汪汪的，好像时时刻刻饱含泪水，那也许是因为她的眼睛稍微有点鼓凸的缘故。母亲的甲状腺有点问题，那两只泪汪汪的眼睛使得她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显得非常柔和。父亲对我们非打即骂，母亲却只需对着我和亨克看上一眼，事情就能得到圆满的解决。母亲常常看我们。

亨克是父亲的心肝；我可不能说是母亲的宝贝。母亲对我俩一视同仁，不过，我确实注意到了，在丽特来到家里与我们同桌吃饭的那段时间里，母亲看我的次数明显多于她看亨克的时间。她用目光传递给我的不是安慰，而是鼓励，就如同她将一只手放在我的背后推着我往前走。母亲与丽特相处得十分融洽，但是丽特的出现也让母亲置身于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尽管这件事根本怪不得她，但她的两个儿子从此不再平等。父亲的内心可没有这样的不安和顾虑，他很早以前就有了偏心。

母亲去世（不是死于甲状腺过于活跃，而是心脏病突发）之后，父亲再也不能够把勺子在咖啡杯里搅得乱跳，亨克也会那样做。毕竟，他再这么弄也不会有人理睬他了。当然，我确实就坐在那儿，但他还不至于做出这种事情来惹我心烦。我们干脆就不再喝咖啡，或者不在一起喝咖啡。阿达从来没有见过母亲，她是在母亲去世之后才嫁到我家隔壁的。

心脏病突发的那一刻，母亲正在淋浴间里。也就是说，那天是个星期六。我当时不在家，尽管那天她在洗澡间里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往常，父亲却不会想到应该进去看一看。有些人心脏病突发之后，还会继续活下去；而有些人一旦倒下就再也起不来了。母亲再也没有起来。

那天，父亲先让丽特离开，然后又告诉我“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切”到此结束，母亲虽然没有站出来为我说话，但我绝对不会责怪她。如果当时母亲没有哭泣，而是说出几句话，支持我，让我这辈子能摆脱给母牛挤奶的生活，那结果又会如何呢？我会不会抓住这样的机会？我想，我是不会的。那时，我十九岁，我已经是个成年男子。我自己完全可以勇敢地站起来反抗，但我没有，我跟母亲一样保持沉默。窗框挡住了丽特离去的背影（那个时候，她一定已经骑车上了堤坝，而我也有足够的时间把一个地点深深地镌刻在记忆中，在那里，我也许能找到一窝凤头麦鸡蛋）。许久，我才转过身来。我看到父亲的后背，父亲的左边是丽特吃了一半的餐盘，盘子两侧的餐具摆放得整整齐齐。母亲在父亲后背的右边，她坐在那里看着我，比平时更加眼泪汪汪地看着我。就在那一刻，我们之间结成了某种同盟。我说不清那种同盟究竟意味着什么，但其中必定包含一点：我们一起，共度难关。我重新在餐桌边坐下来，三个人默默地吃完了饭。第二天上午，我便和父亲一起给奶牛挤奶。之后，我把课本统统收进了一个纸板箱，然后把箱子放到亨克房间的壁橱里。几个星期过去了，我收到老师的一封来信，询问我身在何处，是否打算回去继续学业。我没有回信，我把老师的这封信跟课本放在一起。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碰过那个纸板箱。

母亲去世前，这种同盟一直存在。这种同盟在于目光的交流而不是语言的交流。每当父亲称她为“不切实际的家伙”之后走进卧室的时候，我和母亲都会对视一下；每当父亲一边切掉炖牛排上的软骨一边忿忿不平地抱怨的时候，每当他一边把牛犊或绵羊从一块地赶往另一块地一边气呼呼地奔来跑去的时候，每当他在除夕之夜刚到十点就要上床睡觉的时候，每当他厉声地下达命令让我干这干那（好像我还是个十五岁的毛孩子而不是一个已经年届不惑的成年人），每当他无论探讨什么都会先说一句“我压根儿不愿意与这件事有任何牵扯”，然后就像石块一样一屁股坐进起居室里他专用的那把椅子里，我和母亲都会会心地交换一下眼神。

有时候，母亲也会回避我的目光，那种情况很少出现，而且，几乎每次都是发生在父亲说了这样一句话之后：我是不是该开始给自己物色个妻子？我想，那意味着，在这件事情上，母亲跟父亲观点一致。

母亲去世之后，我再也没有人可以去看，可以互相看——那是最最糟糕的。我与母亲之间的同盟被单方面终止了。我当时觉得——而且现在依然觉得——要想直视父亲的眼睛是非常困难的。在母亲的眼睛里，我总能看到亨克的影子，我相信，在我的眼里母亲也能看到同样的东西。（当然，在我的周身上下，她都可以看到亨克的形象，而在我的眼里，那个形象加倍的清晰。）而从父亲的眼睛中，你捕捉不到任何东西——母亲去世之后，甚至连她的影子都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