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一九八四年，《情人》一书问世，杜拉斯已年届七十，突然成了文坛明星。这个现象使杜拉斯本人也感到吃惊。据她自己说，书内有不少迎合大众心理的成分，如酗酒、色情、殖民地情结，又加上似自传非自传的暗示，让读者又可当作自己的故事来欣赏，这一切使这部书成了畅销书。连一向以奖掖新生代青年作家为己任的龚古尔文学奖，也颁发给了《情人》。《世界报》评论员挖苦说：“这是给胜利者驰援来了。”其实，对杜拉斯只是锦上添花，龚古尔文学奖自己则很受伤。

据《文学奖阅读指南》作者贝特朗·拉勃说，法国文坛有一千项奖，为欧洲之冠。每周有两个奖或竞赛诞生，同时又有一个奖或竞赛死亡。得到媒体最多追捧的不一定是最优秀的，绝大多数奖项设立的目的是促销，不是推荐。

给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当过三十年秘书的杰尔曼娜·索尔贝，在《喂，我给您接萨特……》一书中回忆说，当年伽里玛出版社举行的鸡尾酒会上，出版家、作家、评论家谈的是作品价值，不是排行榜，提到的是作家与文学，不是营销术。索尔贝还说，现在回想这些情景如在梦中。

书籍成为大卖场商品，评审会成为商业性行会，作品推介成为营销促销。作家也纷纷窥测市场动向、评委口味，然后再调制作品的菜谱。“要别人感动，先要自己感动”，这条艺术创作心得，也变成了“要别人感动，先要问别人给什么感动”。于是媚俗的煽情作品风行一时。

得奖作品总是可以引起关注。成全一个人或一部作品是授奖的一大功绩，同时又疏忽了其他足可与之媲美的人与作品，这又是授奖的一大罪过。

多年来，法国文学大奖如龚古尔、勒诺杜、费米娜……只是在财力雄厚的大出版社之间流转。以致有个绰号送给这些评审会，称为“伽里格拉瑟伊”（Galligraseuil），这是伽里玛、格拉塞、瑟伊三家出版社社名词头的组合。也有把瑟伊换成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称“伽里格拉班”（Galligrasbin）。

小出版社简直得不到优秀的稿子，因为有才华又还尚无名的青年作家经常听到这样的忠告：你怎么还把稿子往小社寄，那里永远别想得奖，也就没有出头之日。

艺术与风尚混淆不清，卓越与畅销相提并论。幸而读者不是傻子，也不愿做傻子，久而久之，文学奖的威望大打折扣。素有作品推销机之称的龚古尔奖，二〇〇二年与二〇〇三年的得奖作品的销量也惨遭滑铁卢。

龚古尔学院下决心要重新擦亮自己的金字招牌。二〇〇四年，它把龚古尔文学奖颁给了洛朗·戈代的《斯科塔的太阳》。评委会女主席爱德蒙特·夏尔—鲁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要找的是一部不同凡俗的书，无论从写作技巧、情节处理来说……洛朗·戈代是个不事张扬、个性独立、不哗众取宠的作家。此外他还年轻。把荣誉授予年轻的天才，这原是龚古尔文学奖的宗旨。”

这位主席还说：“我很高兴今年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了圣日耳曼—德—普莱以外的城市上。”圣日耳曼—德—普莱是巴黎一个古老文化区，大出版社都在那里。这个圣日耳曼—德—普莱以外的城市是指法国最有罗马文化底蕴的南方城市阿尔。凡高曾在那里与高更一起组成南方画室，留下许多杰作。比才也写过一出歌剧叫《阿莱城的姑娘》。出版《斯科塔的太阳》的南方书社只是阿尔城的一家小社，但是多年经营，书单上列有许多有品位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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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样的一位作家，什么样的一部作品得到龚古尔奖评委会、出版社和媒体的一致好评呢？还在得奖前就售出了八万多部。这说明优秀作品只要作好推介，不用炒作也能畅销。

洛朗·戈代一九七二年出生于巴黎，父母亲是心理医生。他生活在一个平衡和谐、有良好教育的家庭。由于寓所与诊所合用同一套公寓，幼年的洛朗经常看到父母的病人身上似有两种不同的力量在冲突，精神会影响肉体做出奇奇怪怪的动作，使他以后相信“身体是精神的囚徒”。

洛朗还喜欢跟同学到市区公墓去游玩，这些墓碑与墓碑底下的什么使他很入迷。这也使他日后在作品中常有鬼魂出没，让死者与生者进行对话。

洛朗·戈代虽以小说得奖，却是写戏剧开始他的文学生涯。中学毕业后投考巴黎高等师范大学失败，同时他创作了《愤怒的奥尼索斯》（1997）。遇到斯特拉斯堡剧院创建者、导演兼演员于贝尔·吉尼乌以后，在他的指导与提携下，正式走上了戏剧创作的道路。此后几乎每年都有作品完成。《尘雨》（1997）、《中魔者的斗争》（1999）、《手上的灰尘》（2002）、《幼发拉底河的青虎》（2002）、《萨丽娜》（2003）、《梅黛·卡里》（2003）、《被牺牲的人》（2004）。

这中间，他报名参加军队，据他自己说这是他给共和国在尽公民义务，因为共和国曾给他的父亲提供奖学金，帮助他完成了大学学业。他在军队里却写出一部反战小说《喊叫》（2001）。这是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一战时期，蹲在战壕里的几名士兵的独白，声音孤寂、忧伤，有的正在走向死亡。这是一部小说，也可以当作剧本阅读。以致斯坦尼亚拉斯·诺尔代于二〇〇四年将它搬上舞台时，甚至不需要改编！

接着第二年，洛朗·戈代推出第二部小说《宗戈国王之死》，借中非的疆土，波澜壮阔地搬演希腊的悲剧。那里集中了人类种种的险恶处境，又一次提到战争的恐怖与人性的疯狂。一位老国王，几个相互嫉妒的子女，公主的失意与得意的情人，还有几名仆人，演绎着命运的诡谲突兀。

谈到死，谈到命运，依据亚里士多德《诗论》中的金科玉律，恐怖与怜悯常常是悲剧的发条。语言既精彩又巴罗克。逆喻——矛盾形容法，是洛朗·戈代喜用的修辞，他把相反的状态、形象、风格的词放在一起，看它们怎样摩擦、燃烧、爆炸。有时确也产生奇妙的效果，有时却适得其反。但是这很受青年读者的欢迎，二〇〇二年《宗戈国王之死》获龚古尔中学生奖，二〇〇三年又获书商奖。二〇〇二年十二月，《费加罗报》发表文学评论家投票选择的四十岁以下的优秀作家，洛朗·戈代是最常提到的名字之一。这样把他推到了文学舞台的台口。《宗戈国王之死》销出了九万五千册。

接着一年，也就是二〇〇四年，洛朗·戈代推出了他至今最重要的作品《斯科塔的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