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 贝利尼和东方

我们所知道的艺术家贝利尼（Bellini），一共有三位。第一位是贾柯坡·贝利尼（Jacopo Bellini），今天，与其说他是作为画家被人们怀念，还不如说是因为他给世界带来了两位更著名的贝利尼。他的长子，詹蒂利·贝利尼（Gentile Bellini，1429—1507），终其一生，都是威尼斯最为有名的艺术家。今天，人们能记住这位画家，主要是因为他的“东方之旅”及其相关艺术作品，特别是他为征服者穆罕默德所作的肖像画。他的弟弟乔凡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被今天的艺术史家们推举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画家。众所周知，他的色彩感对威尼斯文艺复兴产生了极大影响，并因此改变了西方艺术的进程。当贡布里希在《艺术与人文科学》（Art and Scholarship）中谈及这一情况时说，“没有贝利尼和乔尔乔内（Giorgione），就不会有提香（Titian）。”他指的是年轻的弟弟，乔凡尼·贝利尼。但“贝利尼和东方”展所要颂扬的，则是他的哥哥，詹蒂利。

1453年，二十一岁的穆罕默德二世征服伊斯坦布尔后，其首要任务就是将奥斯曼帝国中央集权化，但同时仍继续入侵欧洲，最终成为世界的统治者。所有这些战争、胜利与和平谈判，每一位土耳其中学生都能满怀激情地历数其名。它们将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希腊的大片领土都纳入奥斯曼统治。穆罕默德二世的权力，也因这些胜利而得到了极大增强。爱琴海诸岛以及地中海各重要港口历经了近二十年的战争、掠夺和抢劫，最终，穆罕默德二世得偿心愿——奥斯曼与威尼斯在1479年举行了和平谈判。谈判特使往来于威尼斯与伊斯坦布尔，进行斡旋。穆罕默德二世则向威尼斯人提出要求，希望给他派送一位“优秀艺术家”。威尼斯议院（尽管意味着要放弃众多港口和大片土地，仍对此次和平谈判欣喜不已）决定派遣詹蒂利·贝利尼，当时他正全力投入巨幅作品的绘制，以便用它们来装饰总督府宏伟的议会大厅墙体。

于是，詹蒂利·贝利尼的“东方之旅”，以及他作为文化大使在伊斯坦布尔度过的十八个月生活，就成了伦敦国家美术馆此次小而精的展出主题。展出内容除了贝利尼及其工作室的许多画作外，还有很多反映了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勋章和纪念章。当然，其中心展品则是詹蒂利·贝利尼为征服者穆罕默德所画的肖像画。此画被大量复制、衍变、改版，由其复制而来的图片成为教科书及许多其他书籍的封面，并进驻报纸、招贴画、银行票据、邮票、教育明信片以及漫画书。因此，一个受过教育的土耳其人看过这幅画的次数，即使没有数千次，至少也有几百次。在奥斯曼帝国的黄金时代，再没有其他苏丹能拥有这样一幅肖像画了，即使是伟大的苏莱曼大帝也不例外。这幅画的写实手法、简单的构图以及阴影完美的拱门，赋予了穆罕默德征服者的光环。乃至于后来，它不仅被看做是穆罕默德二世的肖像画，更成为代表所有奥斯曼苏丹的圣像，就像那张著名的切·格瓦拉招贴画变成革命圣像一样。同时，那些精心描绘的细节——上唇标志性的突出，低垂的眼帘，优美阴柔的眉毛，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那消瘦、纤长的钩鼻——虽然都独具特色，但也与今天人们能够在人潮熙攘的伊斯坦布尔街头看到的普通人，没有太大分别。那奥斯曼式的鼻子，是最有名、最独特的地方，它成为非贵族血统的王朝的标志。2003年，为了纪念“奥斯曼征服”550周年，亚皮·克拉迪银行把这幅画从伦敦请到伊斯坦布尔，在该市最繁华区域之一的贝尤鲁展出；公车载着成批的中学生前来参观。更有成千上万的人排成长龙，怀着只有传奇才能激发的迷恋心情，渴望瞻仰这幅肖像。

伊斯兰传统反对绘画，特别是惧怕肖像画，且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肖像画发展一无所知。这一切，意味着奥斯曼艺术家不会也不能为苏丹描绘出同样逼真的肖像。这种对人类独特特征的谨小慎微，不只体现在艺术领域。编写军事、政治编年史的奥斯曼历史学家，尽管宗教条例从无言语描述的禁令，他们也不愿意去想像或是描述苏丹的容貌、特性或是内心的复杂。1923年，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西化运动正在进行中，曾在巴黎生活数年的民族诗人雅哈亚·凯末尔一方面对法国艺术和文学极其熟稔，一方面对本民族文学和文化遗产的怀疑又让他备受压抑。他曾非常哀伤地说道：“如果我们有绘画和散文，我们就会成为另一个国家！”他的话，或许表达了他对那个绘画和文学所记录的失落时代的美的追怀。严格来说，即便事实并非如此——比如说，当他站在贝利尼的伟大征服者穆罕默德的“现实主义”肖像面前——他还是极为难过地认为，绘制出这张肖像的手，缺乏民族主义动机。这些话，可能引人深深的不快，即一个穆斯林作家对自身文化的深度不满。同样，他也相信，很多人都抱有一种幻想，以为去适应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的艺术品，是一件毫不费力的事。他认为，不管怎样，人们可以实现这种幻想，而且自己的灵魂不会因之改变。

在“贝利尼和东方”展及其随赠的目录中，有许多例子体现了这种幼稚的幻想。其中一幅，是选自托普卡帕宫画册里的水彩画。它被认为出自奥斯曼艺术家思南·贝格之手，且明显受到了贝利尼肖像画的启发。这幅名为“嗅玫瑰的穆罕默德二世”的水彩画，既非文艺复兴威尼斯风格的肖像画，也不是波斯—奥斯曼的古典细密画，它总是令观赏者无所适从。另一位土耳其画家舍可尔·艾哈迈德帕夏，他的绘画糅合了东方（奥斯曼－波斯细密画）和西方（欧洲风景画，特别是库尔贝［Courbet］的风景画）两种传统。约翰·伯格（John Berger）在一篇关于艾哈迈德帕夏的文章中，谈到了同样令人无所适从的感觉。尽管他感到，这不安来自于协调两种不同技法的诸多困难，例如对透视法和没影点的使用。但同时，他也体会到，世界观的协调统一才是根本的问题。在这类受贝利尼影响的奥斯曼肖像画里，惟一用以弥补拙劣手法的事物，是穆罕默德二世正在闻的那枝玫瑰花。但这令苏丹更不自在。真正让玫瑰及其芬芳达到其表现效果的因素，与其说是它的色泽，还不如说是穆罕默德二世那只醒目的奥斯曼式鼻子。如果我们知道画这幅水彩画的艺术家，事实上是生活在奥斯曼人当中的法兰克人，或者确切地说，极可能是一个意大利人，那么我们就会再次想到，文化影响是双向的，它的复杂性难以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