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3/7页）

下一节课是克里斯托夫·斯马特 [14] 教授的英语课；英语老师的名字还有比这更好的吗，除非叫威廉·布莱克 [15] 或者罗伯特·赫里克 [16] 或者杰弗里·乔叟勋爵？他总是给我A+，洛厄尔高中的乔·梅普尔老头为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教我如何欣赏沃尔特·惠特曼还有艾米莉·狄金森，让其他男生对欧内斯特·亨利 [17] 的诗句“我流血也不低头 [18] ”茫茫然不知所以。在英语课上，事情发展到我不得不为一些富家犹太子弟撰写六篇学期论文，每篇两美元；对于那些外来的橄榄球运动员，免费或用其他办法交换。我在布鲁克林的住所有了打字机，干这种事容易。你也许会说这样做很不好，但是相比德尼·布卢偷偷在更衣室把匕首卖给那些小胖墩们，五美元一把，我的行为也不算太恶劣吧？

午餐时刻，每个人都从自己的锁柜里取出自己的饭包，急急忙忙奔进自助食堂似的饭厅去抢牛奶、软饮料或咖啡。在这里，我吃着寒酸的午饭，而其他人吃的都是香喷喷的火鸡三明治，我的伙食比周围所有同学都差，这并非第一次；后来，我终于获得成功，可是正如人们所说，不知怎么的胃口全没了。有时，某个有钱同学给我一块新鲜美味多汁的鸡肉三明治，哇，真好吃！尤其是乔纳森·米勒，他真的开始喜欢我了，他是第一个邀请我到家里吃晚饭的人，最后发展到去他们家过整个周末。比如说，星期五早晨某个假日舞会结束后，他有钱的华尔街金融家父亲就会起床，坐在餐厅巨大的红木餐桌前，他们的公寓位于施瓦布大厦（当时还屹立在那里）正对面的西区街第十七层；这时，一位讨人喜欢的黑人男仆就会从厨房里出来，为他端来葡萄柚。老头就开始用调羹吃起来，就像电影里一样，葡萄柚汁会越过餐桌布喷到我的眼睛里。随后，他就会吃一个放在蛋杯里简简单单煮得半熟的鸡蛋，他利落地将蛋壳敲破，用一把银调羹将蛋舀出来吃掉，扶一扶眼镜，一边看《纽约时报》一边对他的儿子乔纳森说：“乔纳森，你为什么不像你这位朋友杰克？他，正如我们用拉丁语说的那样，mens sana et mens corpara（思想端正，身体健康）。他兼备希腊人所有的优秀品质，也就是说，有雅典人的头脑和斯巴达人的发达肌肉。而你，看看你！”这太糟糕了。因为可怜的老乔纳森是第一个使我对正统文学感兴趣的人，此前我的幼稚习作中只有对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兴趣；他使我懂得海明威，并试图像海明威一样写作，后来他带着我到城里游览，长些见识，通常是看前卫的电影，教我礼貌举止、风俗习惯、迪克西兰爵士乐 [19] 。有时午餐时，乔纳森见我吃寒酸的花生酱三明治，就会主动给我一些由他的女仆准备的非常美观的鸡肉三明治，橄榄球队那帮人就会狂笑一阵。我在橄榄球队里不受其他队员的喜欢，因为他们认为我为了吃几块三明治，讨一些好处，蹭几顿晚饭和赚两美元的学期论文与不是运动员的犹太小子混在一起而冷落了运动员，我想他们是对的。可是，我对犹太小子们感兴趣是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遇见过任何犹太人，尤其是这样教养有素、穿着讲究的犹太人，尽管他们的脸都是我所见过的最丑陋的，上面还长着可怕的小脓包，虽然我自己脸上也有脓包。

有时午餐时刻，天气晴朗，我们会三三两两到外面的绿草坪上去，在阳光下站成一圈，喝着软饮料，如果碰巧冰雪融化，我们就会打雪仗，将雪球投向爬满常春藤的墙上的汤姆·布朗牌匾，上面刻着：霍勒斯·曼男子学校。直到今天我才知道霍勒斯·曼的儿子曾经与亨利·戴维·梭罗一起去明尼苏达游览，后者是我在康科德附近瓦尔登湖畔的一个邻居；天气晴朗时，从我楼上的卧室望去，可以看见瓦尔登湖畔的树林，此时此刻，我正在这间卧室里写这部《杜洛兹的虚荣》。

四

午餐后上法语课，前面已经提到过，佐治亚州的卡顿教授实际上是一个多病而可爱的南方老头，他喜欢我，后来也常给我写信，我觉得他有点同性恋的倾向，是积极意义上的那种。在这个班里，我被安排坐在莱昂内尔·斯马特旁边，他成了我真正最好的朋友，他是从伦敦来的利物浦一类的犹太人，他父亲是位著名的化学家，把他、他的兄弟和母亲送到美国，以躲避闪电战，家境也很富裕：他教我欣赏爵士乐，赛季结束后带我去哈莱姆的阿波罗剧院，我们坐在剧院的第一排，著名吉米·伦斯福德 [20] 乐队完美的演出震耳欲聋，让我们看得目瞪口呆，后来我们还观看了巴锡“伯爵” [21] 乐队的表演。

莱昂内尔很滑稽，在接下去的数学课上，克威克教授称他“怪人”。克威克教授说：“孩子们，你们很聪明，对吗？我来给你们一串数字，我要你们告诉我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或者大意如此，我不是什么微积分专家。）他说：“准备好了吗？现在开始：14，34，42，72，96，103，110，116，125。”没人能琢磨出其中的奥秘，不过它们在我的脑袋瓜里激起了一种奇怪的旋律，我几乎要跳起来说这串数字“听起来”至少像什么东西，但是我怕我们橄榄球队的四分卫比弗·昆兰，他不住给我做怪相，因为我与莱昂内尔、乔纳森·米勒和其他犹太男生混在一起，而不与他和他那一帮恶棍交往（今天，比弗是受人尊敬的霍勒斯·曼预备学校男子橄榄球队的老资格教练，所以他当然不是什么恶棍，谁都不是恶棍），不过我也担心被人嘲笑。至于“怪人”，其实没人嘲笑他。“好吧，怪人斯马特，站起来，告诉我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他操着伦敦口音说，脸像平时一样通红，像摇摆舞迷或者像街角上的爵士次中音莱斯特·扬 [22] 那样耷拉着脑袋，穿着宽松漂亮的运动上衣，一个月之中他几乎每天换一件不同的运动服。

克威克教授怒视着我们所有的人，瞪着眼睛，满脸通红，眼镜闪光。“哈哈哈，这是第七大道地铁的快车站，你们这帮笨蛋。”

最后，一天结束时，我们还得忍受同一个家伙的几何课。在那门课上我唯一还记得学到的东西是，如果你将一把尺插在一棵高树边，然后测量尺的影子和树的影子，你不用像泰山那样爬树，就能算出树的高度。我能测量圆的周长吗？我可以在地上画一个圆圈，呼唤墨菲斯托菲里斯 [23] ，或者边唱边跳绕着圆圈转 [24] ，但永远也不能琢磨出圆圈里头是什么东西。在这方面，橄榄球队的男生们又都比我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