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第2/6页)

我走进客厅,坐进我父亲深深的旧安乐椅中,进入了我一生中最胡乱的白日梦之中。这很重要,这是故事的关键,亲爱的老婆:

当老妈和表妹在厨房里聊天时,我浮想联翩,我幻想回到哥伦比亚大学上二年级,我家就在纽黑文,也许靠近耶鲁大学校园;我的房间里灯光柔和,雨水拍打着窗台,窗玻璃片上雾气腾腾,想啊想,一直想到橄榄球和学习。我将成为风靡一时的带球进攻队员,每场球赛我们都大获全胜,先后与达特茅斯、耶鲁、普林斯顿、哈佛、佐治亚、密歇根、康奈尔等名校比赛,血战赛场,最后闯进了玫瑰杯争夺战。在那场比赛中,我比克利夫·蒙哥马利还要疯狂地在场上奔跑进攻。陆·利贝尔大叔一生中第一次伸出双臂拥抱我,并流下了眼泪。甚至他的妻子也拥抱了我。在举办玫瑰杯赛的帕萨迪纳体育场内,球队的男生们把我高高抬起,唱着歌一路行进到淋浴房。一月回到哥伦比亚校园,我通过了化学考试,成绩是A;随后,我悠闲地将注意力转向冬季室内径赛,并且决定参加一英里赛跑,用不到四分钟的时间跑完全程(在那时这种速度是很快的)。因为确实快,所以我将参加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几场大赛,最后用惊人的全速冲刺,击败了当今几位著名一英里赛跑运动员,将我的纪录提高到三分五十秒整。此时,全世界的人都在高呼:“杜洛兹!杜洛兹!”但是,我并不满足,春天里,我悠闲地外出支援哥伦比亚棒球队,在哈莱姆河上击球造成本垒打,每次球赛总能本垒打一两次,包括使球从垒包突然转向,从一垒偷偷跑往二垒,再从二垒跑往三垒,最后是球赛关键一跑,从三垒跑回本垒,加速,滑行,灰尘仆仆,“砰”触垒有声!此时,纽约扬基队四处寻觅我。他们要我成为他们的下一个乔·迪马乔 [7] 。我毫不在乎地拒绝了,因为我希望哥伦比亚橄榄球队一九四三年再次进军玫瑰杯。(哈哈!)不过,随后在半夜里对着浮士德骷髅的疯狂冥想中,我在地上画了几个圈之后,在河滨教堂哥特式高高的尖顶塔楼里与上帝对话,在布鲁克林大桥上与耶稣会面,让沙比在百老汇扮演哈姆雷特(我自己在街对面演李尔王),我成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家,写了一本大受欢迎充满魅力的书,每个人都在麦迪逊大街耸起他的眉毛。甚至克莱尔教授也在哥伦比亚校园里拄着拐杖追随我。迈克·亨尼西,与他父亲手拉着手,尖叫着冲上宿舍楼梯来找我。霍勒斯·曼所有学生都在田野里歌唱。“好啊,好啊,作家”,他们在戏院里高声呼唤我,戏院里正上演我最新的闲散剧作,一部可与尤金·奥尼尔和马克斯韦尔·安德森 [8] 媲美的戏剧,它使斯特林堡 [9] 目瞪口呆。最后,一帮嚼着雪茄烟的家伙来找我,想知道我是否愿意接受训练,与乔·路易斯 [10] 决战,成为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好啊,我就开始在卡茨基尔 [11] 悠闲地训练,六月的一个夜晚出山,与人高马大的乔当面对决,裁判向我们发出指令,随后比赛钟声响起,我神速出拳,很快把他揍了一顿,我的拳真是太狠了,他猛地倒退,从拳台拦绳上跌入第三排观众席,躺在那里昏死过去。

我是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最伟大的作家、世界一英里赛跑冠军、玫瑰杯以及纽约巨人队无可匹敌的橄榄球签约职业球员,此时,纽约每家报纸都主动让我挑选报社里任何一种工作,还有什么?成为网球明星?

突然,我从这场黄粱美梦中醒了过来,意识到我所要做的是回到门廊里,再次观看星星,我凝视着星星,它们依然只是茫然地看着我。

也就是说,我突然意识到我所有的抱负,不管它们结果如何,当然了,你能从前面的叙述中看出,结果都相当平庸,容我打个比喻,再次援引梭罗的话,人类呼吸和“幸福星星叹息”之间的空间无论如何都是无关紧要的。

无论我做什么事,在什么时候做,在什么地方做,与什么人做,都无关紧要;就像我说过的那样,生活是有趣的。

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全都疯了,除了下一顿美味佳肴和下一次甜蜜睡眠,我们没有其他事可以为之奋斗。

啊,苍天里的上帝啊,这个世界多么笨拙,多么让人手足无措,多么愚蠢可笑!人们竟然以为他们能够从这里或那里,这处或那处,得到任何东西,在这过程中,以神圣坟墓腐烂的名义使他们神圣的坟墓腐烂。

化学闪学 [12] ……橄榄球、什穆 [13] 球……战争一定已经渗入我的骨髓。

当我从胡思乱想缓过劲来,抬头仰望满天繁星时,听见我母亲和表妹仍然在厨房里喋喋不休,谈论茶叶的事情,甚至听见我父亲在大街对面的保龄球场里高声喊叫,我意识到,要么我疯了,要么这个世界疯了;我选后者。

当然,我是对的。

不管怎样,我父亲还是去了纽黑文,开始干起了西黑文的那份工作,悠闲地干着,或者让其他人干这份工作,他在纽黑文的黑人贫民窟里为我们找了一间“公寓套房”。倒不是我母亲或父亲或我自己忌讳黑人,愿上帝保佑他们,而是套房的地板上满是碎玻璃和大便,窗户破烂,各种空瓶,灰泥斑驳,各种机件。我和妈妈从洛厄尔一路上跟着搬运卡车,然后搭乘纽黑文火车,黎明时刻到达那里,太阳升起时,铁路调车场上空飘浮着一股带着霉味的迷雾,我们走过一条条滚烫的街道,来到这个位于三层楼的垃圾“套房”。“你爸爸疯了吗?”妈妈说。母亲已经忙碌了好一阵,打包装箱料理事务,甚至奔下楼梯追赶可怜的蒂·格里斯,我们的猫咪,结果从楼梯上滑倒(在格肖姆大街),摔伤了她的臀部和一条腿。现在她到了这里,满怀希望,涂脂抹粉,坐了一夜火车,从洛厄尔出发之后,一路上火车开开停停,停靠伍斯特地区或是什么地方那些没完没了的荒唐的车站。现在她来到这里,发现这种房子甚至洛厄尔或塔什干最低贱的房东也不会租给最懦弱的库尔德人或外蒙古最傻大粗的可汗人,更不要说租给习惯居住打蜡地板公寓和庆祝圣诞节的法裔加拿大人了,他们拼命苦干,为的就是有个好居所。

于是,我们打电话给爸爸,他说他也不太清楚,他说他会给一位纽黑文的法裔加拿大房地产经纪人和搬家公司的人打电话,看看我们能找到什么样的房子。结果,法裔加拿大“奶酪”搬家公司在西黑文离萨文岩石公园不远处的海边有一栋小屋。此时,我们的家具搁在纽黑文的仓库里。我的小猫咪蒂·格里斯在路上某个地方从盒子里跳了出来,在搬运工人们停车吃饭的时候,永远消失在新英格兰的树林里。在仓库里,他们生搬硬推我们的家具,我看见妈妈梳妆台的抽屉摇晃了出来,里面的女用短灯笼裤、十字架、念珠、橡皮筋、玩具等一目了然;我突然想到,当人们离开家园,落入一帮不知好坏的家伙们的手里时,他们真是一筹莫展。不过,这位法裔加拿大人是个年近六十的老头,他操着动听的法裔加拿大人的口音,满怀希望地说:“嗨,打起精神,là bas(那边 ),我们把这东西弄上卡车,下不下雨没关系,”——外面正在下倾盆大雨——“走,到你们海边的新屋子去。我租给你们每月六十美元,有那么沮丧吗?我们甚至应该买一瓶酒,一路上抿几口,都上卡车。”那人,然后爸爸,然后我,都一齐挤在门边,妈妈挤在我和爸爸之间。我们冲进雨里。我们开车前往长岛海湾的海滨,小屋就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