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部

一

如今他们高谈阔论说什么“提高你的觉悟”，以及诸如此类的狗屁话，如果我的觉悟提得足够高，但是底特律联邦重型蒸汽机车厂滚珠轴承计件工计数器上记的件数少了（那年九月我去该厂挣钱攒钱，归还我欠新婚妻子姑妈的那一百美元），那么他们就会用活动扳手打肿我的屁股，揍扁我的脑袋，这次可不是什么左撇子活动扳手了。

这是我所干过的最好的活。从半夜开始干到早晨八点，这份工作是通过约翰妮父亲的影响找到的，她的父亲很出名，交际广泛，就此事而言，是通过朋友的帮助，我不知道那些滚珠轴承工人们会怎样看待我，不过他们看见的是每晚十二点过后，我在计数器上核查完他们完成的件数，随后一直到早晨八点我都无事可做，整个嘈杂的夜晚，我坐在工头的办公桌边（我猜想是的）的一张高脚转椅上，没完没了全神贯注地阅读、记笔记。我在做的是非常认真地学习有关美国文学批评的一系列书籍，所以我在为未来的斗争做准备，而不是为我们正在制造的滚珠轴承所用于的战争做准备。

在所有东西中，滚珠轴承是我青少年时期的快乐所在，因为它们总能比玻璃弹子滚得快，赢得马赛……

我和约翰妮婚后不久，地区检察官格吕梅就把我从布朗克斯监狱里释放了，我交了一百美元保释金，担保五千美元。我们去西部密歇根州的格罗斯波因特，与她的姑妈一起生活。起先，我父母还来探望我，不过是在监狱里，坐在一张长桌边，当着狱卒的面和我说话，就像约翰·加菲尔德 [1] 的电影情景一样。我决定娶约翰妮为妻，他们感到很意外，他们明白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没有朋友，得从监狱里出来，尝试某种新的生活，他们把我看成一个误入歧途，但却单纯的孩子，认为他在邪恶的城市里交结了一些颓废堕落的朋友，成了无辜的受害者，某方面来说，这也是真的，不过，不管怎么说，一切都可以原谅。

在格罗斯波因特约翰妮姑妈的家里，一切都很好。每天晚上七点，我们都吃上丰盛的晚餐，花边桌布，漂亮的瓷餐具，银质焙盘，天花板上悬挂着枝形吊灯，虽然，饭菜是约翰妮烹调的，由她的姑妈端菜侍奉，没有用人，却是一个漂亮的家，她姑妈是个漂亮娴静的女人。当然，在吃烤牛肉和薯饼的时候，约翰妮的姑妈要么不跟我说话，要么说些让我稍感愧疚的话；不过，晚餐后，当我与她一起坐在客厅里继续读书做笔记时，她意识到我也许把“写作游戏”当真了。

“好吧，”她说，“我听说有些人靠写书谋生，赛珍珠，今天他们在俱乐部里告诉我的，还有密歇根州平克尼的哈丽特·范阿内斯为自己挣得很高的声誉。”他们在密歇根州平克尼有个农场，由他们的亲戚占用着，这个农场就在亨利·福特的农场附近，离安阿伯 [2] 大约几英里，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农场，星期天我们去那里游玩并进晚餐。这是密歇根北部美丽迷人的十月天，我和约翰妮漫无目的地越过农场的田野，躺倒在小溪边枯黄的野草中，冬季即将来临，野草散发着阵阵寒气，我俩憧憬着将来某一天我们能拥有自己的农场，身穿灯芯绒休闲裤和羊毛套衫，四处随意睡躺，抽着味道芳香的烟斗，抚养健康的孩子，孩子们吃着牛奶制成的乳品黄油。但是，约翰妮不能生孩子了，因为患有危险的贫血症，至于我呢，几年后发现，像伯父文森特和约翰·杜洛兹以及姑妈安妮·玛丽一样，几乎不育。杜洛兹家族太古老了……

我想，很自然，到我和父亲弄清了杜洛兹家族的底细时，我们明白能降临到我们身上的唯一好事，就是我们能在晚上酣然入睡并且做做美梦；唯一糟糕的事情就是醒来时又要面对这个令人咬牙切齿的世界。至少，早年的杜洛兹家族在康沃尔和布列塔尼半岛有绿色的田地、骏马、羊排、三桅帆船、索具、盐瓶、盾牌、长矛、马鞍，还有悦目的树林。不管他们杜洛兹家族（凯鲁亚克家族）是何许人，他们名字的意思是“寓所的语言”，你是知道的，这是个古老的名字，凯尔特人的名字，那么古老的家族不可能再延续太久。正如克劳德常对我说的“糟糕的血统”。总而言之，我和“我青年时代的妻子”不可能有孩子了。

帕尔默也许也是个古老的家族，她是一个苏格兰家具大亨的孙女，家里的财富被她爸爸挥霍殆尽，都用来寻欢作乐。想想所有那些文学界和政治界的混蛋们吧，他们故弄玄虚，告诉你们生命和它的“价值”多么美好，使用那些精心挑选的术语，言语中故意充斥着欲盖弥彰的陈词滥调，他们不知道古老家族后裔的感受，他们太古老了，不会再说谎。

九月，我整整工作了一个月，并且继续工作到十月，直至我还清欠帕尔默夫人的保释金，分期付款，每周二十美元，还清了我的债务，然后请帕尔默老先生帮我安排了一辆免费搭乘的卡车前往纽约城，那样我可以再次出海。时值一九四四年十月，轮船都开往其余有趣的海岸，比如意大利、西西里、卡萨布兰卡，我想甚至还有希腊。

二

于是，我吻别了约翰妮，得到了帕尔默夫人的同意，傍晚时登上了那辆卡车。拂晓时刻，我们已经来到烟雾缭绕的宾夕法尼亚群山之间，秋天的迷雾朦胧，苹果的香味扑鼻。夜幕降临时，我回到了纽约的码头区，跟一些家伙在海员工会大楼附近交谈了一阵；早晨，我就签约受雇，成为美国海湾和西印度群岛 [3] 航线“罗伯特·特里特·佩因”号轮船的一名代理一等水兵，“多尔切斯特”号以前就是这家航运公司的。此时，他们十分缺乏海员，因此让我这样的普通海员充当一等水兵，而我甚至不知如何摆弄绳索、钻头和甲板上的小型机械装置。船上的水手长立刻发觉了，他说：“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竟然在这艘船上签约当一等水兵？你甚至不知道如何抛出救生船！”

“你去问工会，至少我能煮咖啡，能站在船头值岗放哨，能在海上掌舵！”

“听着，你这不中用的家伙，你在这艘船上要学的东西太他妈多了！”不过，在其他海员面前他不叫我“不中用的家伙”，他叫我“奶油小生”，这种称呼更加糟糕，恶毒多了。还好，我们在北河靠岸装货，于是傍晚五点，我下船去哥伦比亚校园，探望欧文、塞西莉和其他朋友。

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和酒吧间里依然还在对克劳德米勒凶杀案议论纷纷。乔·阿姆斯特丹在《哥伦比亚观察家》上刊登了一则有关此次谋杀的小故事并配有钢笔画插图，描绘俄国式陋屋的台阶通向黑暗绝望的深处，使这个故事显得浪漫颓废。他也祝贺我放弃了“死硬的橄榄球，转而创作沃尔夫式的小说”。我已经丢失了为取悦克劳德和欧文而写的那部长篇小说，是用铅笔写的，用印刷体写的，遗失在一辆出租车里：从此再也没有这部书稿的消息。我身着在伦敦买的黑色皮夹克、丝光黄斜纹裤，头戴一顶仿造的金色穗带帽。哥伦比亚书店那个一脸苦相的大个子店员给我拍了一张照片。我再也没有看到这张照片，不过，我可以告诉你，那是一张绝望的照片，彻头彻尾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