吻

八月初，军部将我旅调往布加基奇镇休整。该镇在战争爆发时被波兰人占领，很快又被我们夺回。天刚拂晓，骑兵旅便向小镇进发；我是在白昼抵达的。好房子都叫人捷足先登了，我给安排到一名小学教师家。在一间低矮的屋里，摆着许多盆结有果实的柠檬树，一个瘫痪的老人坐在树间的安乐椅上。他戴顶插一根翎毛的蒂罗尔帽，一部灰白的络腮胡垂至落满灰尘的胸部。他眨巴着眼睛，嘟嘟嚷嚷地央求着什么。我梳洗了一下，便到旅部去了，夜里才回来。通信员米什卡·苏罗夫采夫，一个奥伦堡的狡黠的哥萨克，向我报告说，房东家除了那个瘫痪的老人外，还有他的女儿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托米林娜和她的儿子，这孩子和苏罗夫采夫同名，也叫米什卡；房东女儿原是一名军官的妻子，军官在对德战争中阵亡后，她一直寡居，为人正派，不过苏罗夫采夫打探到，如果遇见好人，她也愿意把身子给他的。

“咱们来安排一下，”苏罗夫采夫说罢，便到厨房去了，把碗盏弄得乒乓直响；教师的女儿在一旁帮他。苏罗夫采夫一边做饭，一边给她讲我如何勇敢，如何在一次战斗中把两名波兰军官打落下马，苏维埃政权如何敬重我。托米林娜稳重、轻声地回答他的话。

“你在哪儿睡？”跟她分手时，苏罗夫采夫问她，“你呀，挨我们近些挺尸，我们可是生龙活虎的汉子。”

他把盛着煎蛋的大煎锅端进屋来，放到桌上。

“她答应了，”他坐下身来说，“就是没讲出口……”

就在这一瞬间，传来了压低的悄语声。衣衫的窸窣声，紧接着屋里响起了步履沉重而又小心翼翼的奔走声。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把这锅战地伙食吃下肚去，就见到好几个拄着手杖的老头儿和包着头巾的老婆子走了进来。小米什卡的床移到了餐厅柠檬树间他外公的安乐椅旁。这些个垂垂老矣的客人是特地来保护伊丽莎白·阿历克谢耶芙娜的贞操的，他们像一群遇到了坏天气的绵羊，挤成一团，堵住房门，整整一夜都不声不响地打扑克，悄没声儿地报出未做成定的分数，一听到什么轻微细碎的声响，便立刻屏息静气地停下牌来。我就躺在这扇房门外边，感到好不尴尬，好不难堪，怎么也睡不着，好不容易才挨到天亮。

“有一言相告，”我在走廊里碰见托米林娜，赶忙对她说，“我有一言必须相告，我毕业于法律系，属于所谓知书达礼的人……”

她呆住了，木立在那里，垂下双手，披在她身上的老式女斗篷像是浇铸在她苗条的身躯上。她睁大了一双因噙有泪花而亮闪闪的碧眼，直愣愣地望着我。

才过了两天我们就成了朋友。教师这一家子人心地善良、老实巴交，生活在无边的恐惧和茫然之中。波兰的官吏向他们灌输说，俄罗斯像当年的罗马那样在硝烟和野蛮之中完蛋了。我便给他们讲列宁、未来如烈焰一般在其间燃烧的莫斯科，以及艺术剧院。每天晚上，几个二十二岁的布尔什维克将军，全都蓄着像乱草一般的红褐色络腮胡，上我们这儿来小坐。我们抽着莫斯科的烟卷，吃着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用军用品为我们做的晚餐，唱着大学生歌曲。那位坐在安乐椅里的瘫痪老人，探过身子来，贪婪地听我们唱歌，头上那顶蒂罗尔帽和着我们歌曲的节拍晃动。这几天来，这位老人陶醉于激昂、突如其来、模模糊糊的憧憬之中，惟恐有什么阴影会遮蔽他的幸福，便竭力不去注意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喜好夸耀自身的残忍，以及我们当时喜好用豪言壮语的简单化办法处理一切世界问题。

在一次家庭会议上决定：一旦战胜波兰人，托米林娜便举家迁居莫斯科，我们给老人找位名教授治病，伊丽莎白·阿历克谢耶芙娜进专修班深造，而小米什卡呢，我们送他到他母亲当年就读过的那所设于牧首池的小学去念书。在我们看来，未来是我们的私产，是不容任何人置喙的私产，战争——是谋取幸福的急风暴雨式的准备，而幸福本身是我们禀性的需要。只有细节还没有拿定主意，在日复一日讨论细节的过程中，夜，强有力的夜，降临了，这时蜡烛头的火光便映到家酿烧酒不透明的酒瓶上。容光焕发的伊丽莎白·阿历克谢耶芙娜是我们默默的听众。我还从来没见到过比她更炽烈、更洒脱，而又更怯弱的人。每当暮色四合，狡黠的苏罗夫采夫便用还在库班时征用来的藤条敞篷马车，把我俩送往山冈。但见山顶上，贡西奥罗夫斯基公爵的弃宅正在夕照下熠熠生光。几匹精瘦、修长的纯种马在红色缰绳的驾驭下，步调一致地奔驰着；一只无忧无虑的耳环在苏罗夫采夫的耳朵上微微晃动，一座座圆塔从铺满黄花的壕沟里耸起。一堵堵断垣残壁在空中划出一道被红如宝石的鲜血泡胀了的弯曲线条，一丛野蔷薇把一只只浆果藏匿了起来，一级湛蓝色的梯级，那是一把梯子的残迹，在灌木丛中闪着光，当年曾有好几位波兰国王先后顺着这把梯拾级而上。有一回，坐在这级梯子上，我搂过伊丽莎白·阿历克谢耶芙娜的头，吻了起来。她慢慢地推开我，站起身来，双手抓住墙壁，把身子贴在墙上。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一道血红、布满飞尘的夕晖在她昏昏沉沉的脑袋四围沸腾，后来，她打了个寒战，像是在谛听着什么；她把头抬了起来，用手指推开墙，加快步子，磕磕绊绊地朝山下奔去。我喊她，她没有理我。山下，面颊通红的苏罗夫采夫四仰八叉地横在藤条敞篷马车内呼呼大睡。夜里，等所有的人都入睡了，我蹑手蹑脚地去伊丽莎白·阿历克谢耶芙娜的卧房。她在看书，书放得远远的，搁在桌上的一只手像是假的。听到敲门声，伊丽莎白·阿历克谢耶芙娜转过头去，从桌旁站了起来。

“不，”她凝睇着我说，“不，我的心肝。”随即展开裸露的长臂抱住我的脸，用越来越炽热、无休无止、默默的吻亲吻我。

邻室的电话铃声把我俩分开了。旅部副官叫我接电话。

“我们要开拔了，”他对着话筒说，“旅长接到命令……”

我连帽子都忘了戴，一边往外跑，一边匆匆地把文件塞进兜里。骑士们从各家各户的院场里牵出战马，在漆黑的夜色中呼喊着，奔驰着。旅长站在那里一边系斗篷，一边告诉我们，波兰人突破了卢布林防线，我们受命实施迂回战。我旅两个团一小时后便开拔了。那位老人被吵醒了，惊恐不安地从柠檬叶下注视着我。

“告诉我，您会回来的。”他抖动着脑袋，反复说。